小议党锢之祸中的清流与宦官之争 朱佳昕15级念海史学实验班 汉末的党锢之祸,已是学界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提到党锢之祸,大家普遍理解为汉末的清流名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但通过阅读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只是一种表象,实质是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表象?为什么在党锢之祸中,清流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让后人时而忽略二者斗争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以为,这与宦官权力的特殊性有关。宦官的权力衍生于皇权,易于膨胀却难被广泛接受。汉末皇帝本身大权旁落,皇权通过宦官进行延伸,这时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之间产生的矛盾就会表现为宦官与士大夫的矛盾,并且因其权力的特殊性使斗争表现的更加激烈。 (本文多处引用《后汉书》) 探源党人与宦官的矛盾起于何时?《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明显提及的两集团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张成教子杀人被李膺“案杀之”,张成与宦官勾结,便有了之后的诬告与首次禁锢。[1]但是,这显然不是二者矛盾的源起,应当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爆发,二者之间的矛盾之深,斗争之烈,也绝不是仅仅一个张成就能导致的。若要探得究竟,还需从头看起。 党人之议起于甘陵,“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2]房植和周福二人的朋党讥揣是党人之议的发端。然而,仅仅依靠两人的势力就能引发日后震惊朝野的党锢之祸?不少学者对此生疑,由是注意到房植与周福二人的身份。房植是当时有名的贤士,清流的代表,他是魏王所旌表的二十四贤之一。魏王所旌表的二十四贤包括太尉河南杜乔、太常敦煌张奂、侍中河内向诩、太傅汝南陈蕃、太尉沛国施延、少府颍川李膺、司隶沛国朱寓、太仆颍川杜密、大鸿胪颍川韩融、司空颍川荀爽、司空清河房植、聘士彭城姜肱、太尉下邳陈球、司空山阳王畅、征士陈留申屠蟠、卫尉山阳张俭、大司农北海郑玄、征士乐安冉璆、太尉汉中李固、有道太原郭泰、益州刺史南阳朱穆、尚书会稽魏朗、聘士豫章徐穉、度辽将军安定皇甫规[3]。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他的政治背景。房植是李固所引荐的,“固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4]与李固关系或密。李固是顺帝时的太尉,也是二十四贤之一,在顺帝崩后与杜乔主张立清河王刘蒜,而不是之后的桓帝刘志。而主张立桓帝的正是宦官曹腾与外戚梁冀“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5]从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相比梁冀,曹腾在立桓帝的过程中作用更大,宦官集团是桓帝的主要拥立者,他们自然与以李杜为代表的主立河清王刘蒜的清流相对立。之后,为了巩固帝位,河清王刘蒜被告谋反,梁冀也乘机诬告李杜等人,李杜被杀。这可谓是宦官与清流矛盾之源头。 房植虽然得以幸免,但也明确地站到了桓帝、宦官、外戚,也就是皇权的对立面。而周福作为帝师,自然是桓帝一派,周福与房植二人的对立,实质上是当初皇权与士大夫集团的矛盾遗留下来的结果。周、房二人是党议之始,这也意味着,日后党锢之祸中宦者与党人之争必将愈演愈烈,但其实质仍是皇权与士大夫集团的矛盾。 [1]《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2]《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3]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4]《后汉书》卷五十三《李杜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5]《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宦官专权下的矛盾激化延喜二年,桓帝依靠宦官势力诛灭了外戚梁冀,又由于桓帝本身无法有效行使皇权,使皇权需要通过宦官得到有效行使和延伸,宦官权力衍生并膨胀,最终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严重妨碍了地方权力的行使,而因为东汉以声望作为选举的重要标准,所以地方上手握权势之人多为党人。这使党人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 宦官专权,破坏了地方的选举体制,损害了地方豪强的既得利益,体现在“宦官专权,‘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从而挤占了地方豪族的入仕通道,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既得政治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宦官‘党类’所担任的牧守令长,以及慑于宦官权势的地方官员,‘亲其党类,用其私人’,‘辟召选举,释贤取愚’,甚至‘颠倒贤愚,贸易选举’[1],导致严重的选举腐败。乡举里选尊重清议的原则既遭破坏,主导乡论的地方豪族及其头面人物清流名士与宦官浊流势力之间的矛盾,自日趋激烈,及至党锢事件前夕,斗争已白热化。”[2]在这样的形势下,地方上展开了打击宦官势力的行动,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对宦官亲信进行的大规模的打压甚至屠杀。而这样的打击行动也使得日后的党锢之祸更为惨烈。南阳郡的功曹岑晊劝太守成瑨将“与后宫有亲”、“颇以赂遗中官”的张汎抓捕并且诛杀,“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3]。事后,二人也遭到了宦官的报复,成瑨弃市,岑晊也在党锢之祸后被迫二度逃亡。宦人对党人的打击也没有停止,时任河南尹的李膺有意审查羊元群贪污一事并且严惩,却因为羊元群贿赂宦官,“膺反坐输作左校”[4] 之后,党人势力逐步发展至中央,对宦官集团的产生更大的威胁。当时李膺官升至司隶校尉“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贫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5]宦官们终于感到了不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让天子震恐,实际还是利用皇权与士大夫集团势力的矛盾,掀起第一次党锢之祸。不过此次对党人的打击有限,很快党人势力重回朝堂,并且与外戚势力联系,变得更为组织化,有意消灭宦官,可宦官还是因为掌控了皇帝,凭借皇权占据上风,终于有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专权使皇权与士大夫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两次党锢之祸。[1]引原注:“以上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第、—页;卷四九《仲长统传》,第页。” [2]牟发松:《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6期 [3]《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5]《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清浊之争与汉末名教风行宦官与清流名士的斗争之所以会如此激烈,与他们所属集团的性质也有关系。属清流的党人与属浊流的宦官们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无论他们之间的斗争的实质是什么,二者性质上的绝对对立,加上崇尚名教风气,使二者的斗争日益激烈,结果的惨烈也不可避免。激浊扬清是这些汉末清流名士们的首要任务,而其所激的浊流正是以宦官为典型。宦官因其生理上的缺陷,长期为士大夫所鄙夷,所谓“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1]但是,又由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以及汉末皇权的旁落,宦官集团得到了在士大夫们看来,与他们身份不相称的地位与权力。之后,宦官专权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使自诩为清流的士大夫对宦官更是积怨在心,嗤之以鼻。于是清流们开展了一系列激浊扬清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随处可见清浊两立之势。清议、品评是斗争中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是其常有说辞,“士子羞与为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2]清流党人对与浊流宦者为伍持羞、愤的态度,可见清浊性质上的对立引来党人情感上的愤怒,这更易引发行为上的冲动,使之后的斗争走向极端,从精神上的羞恶,走向政治上的打压,至于肉体上的消灭。但党人激愤的清议与对抗真正威胁的还是宦官背后的皇权,因激浊扬清而结成党派,议论朝廷向来为皇帝所不容。李云因不满五侯专权而说出的“是帝欲不谛乎?”[3]使桓帝大怒,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尽管实质如此,矛盾仍是外化为党人与宦官的斗争,并且因为清浊属性之别,使斗争更为激烈。此外,清流们对“名”的追求,也使得斗争结果显得十分惨烈。党锢之祸起,范滂与母决,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4]舍生取义而得名这是清流之所求,为得名而不惜一死,使得党锢之祸带来的结果更加惨烈。对“名”的追求不仅限于党人内部,应说汉末名教之风已是遍及乡野。张俭亡命时“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至于“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5]汉末社会名教之风的盛行,扩大了党锢之祸的影响范围,由此加重了其结果的悲剧性。这也使得党锢之祸成为彰显君子大义的精神典范。[1]《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2]《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3]《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5]《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结语党锢之祸,实质是由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由于宦官特殊的身份及其与皇帝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这场矛盾外化为清流党人与宦官的斗争,并且演化得十分激烈。二者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又在宦官专权、清浊流之争等因素影响下而日益激烈,最终使之成为皇权与士大夫矛盾的外在表现。但宦者的权力始终是皇权的延伸,如钱穆先生所言,宦官是王室与政府逐渐隔离时得到的地位。[1]党锢之祸有这样的外在表现,深究原因,还是汉末皇权旁落所致。[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年,第页责任编辑/陈希 赞赏 长按白癫风的治白点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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