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唐，宁化、长汀二县地。宋，置清流县。明清皆属福建汀州府。今属福建汀州路。”[1]元符二年（年），析长汀、宁化地置清流县，绍定元年（）撤县，元至元八年（）复置，后属汀州。在未曾析地建县以前，清流县是古代长汀与宁化的旧地，与两县的百姓构成、文化性状、历史渊源等都是相对的一致性。建县后，其实是政治区划发生了变化，但百姓之间的生活往来是不会因之改变而改变，与其它县的百姓生活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可以说，在文化上是一种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同的作用，长汀被称为“客家首府”，宁化被冠之以“客家祖地”的头衔，那么清流理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客家重要衍生地。

一

清流的民性与宁化和长汀相似，都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区，在客家文化建构、形成和承传中与其它各县一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流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多少的文献记载，后晋时为宁化麻仓里清流驿，隋代属邵武县，唐乾封二年（），设黄连镇，镇将巫罗俊在这里垦荒辟土，唐以后“开闽王”王审知的后裔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地人群的繁衍生息一直被遮蔽，被忽略不计，一直到唐代，他们仍然被侮称为“蛮僚”和“峒蛮”。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为证：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可见这里宋以前，仍然古汀州是畲民聚居的地方。由于地理位置和区划的因素，清流县与长汀、宁化二县的相类似，它们都是古代苗瑶的后裔畲民主要聚居区，据《后汉书》载：“苗、瑶族同为汉、晋时居住在湖南山区的五溪蛮。”元自虚到汀州赴任时，其好友张籍物赋诗《送汀州元使君》，其中有句：“地僻寻常来客少，刺桐花发共谁看？”荒僻的汀州成为流放地。唐代在汀州设治后，汉人开始陆续迁入。清代杨澜《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唐末五代，黄巢南下，王绪、王潮先后率领河南光州、寿州农民军入闽。此后，大批的汉人入迁古汀州，清流县境内也是一个主要的入迁区域。而这里的畲民在当时，理应不少，据《临汀纪事》记载：唐末乾宁元年“黄连洞蛮两万围汀州。”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以前，这里的主要住民就是畲民，唐以后就有大量的汉人入迁，汉畲民在这里共同的繁衍生息，形成客家民的主要来源。唐以后，畲汉先民在这里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演进，慢慢形成了客家民系。由此，可以认为，清流境内的原住民与长汀、宁化一样共同孕育着客家民系建构着客家文化，成为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衍生地之一。

二

清流古代为黄莲镇，在地域上与邻县有着相似的地位，在先民之播迁中，起到与宁化、长汀等相同的作用。清流县地处闽西，武夷山南侧，九龙溪上游，东与永安市、明溪县相邻，西与宁化县为界，南接连城、长汀县，北与宁化、明溪县接壤。古代这里称为黄莲镇，属福建西部的丘陵山区，在山的中央有大片的盆地，是农耕的优良处所，也是福建省重要粮食基地，历史以来农耕发达，特产丰富。所以，清流地域内收纳大量的汉人入迁。宋代以前，客家先祖黄连镇将巫罗俊在这里垦荒辟土，东汉黄香的后裔在沙芜、田源、灵地等乡镇繁衍生息，嵩口镇嵩口村发现了唐朝丞相魏征的族谱，在里田、李家等地生活着唐代名将罗成的后代。唐末两宋时期，大量的汉民入迁，从清流现有姓氏构成来看，县内共有姓氏个，以黄、李、罗、林、陈、江、邓、魏、王等十几个姓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这些入迁的姓氏大多是唐末至宋代时期来到清流，如：李姓是唐末，由江西抚州入闽，居邵武。宋元佑三年（），李伍郎由宁化会同里下坪盤固山迁居中清流长校。李姓人口主要居住在长校、沙坪、河排、黄坑、河背、鲜水、李村、李家寮等到村。江姓，唐僖宗乾符二年（），鲁野一偕野二举家20余人，由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入闽避乱，途中拜江为姓，改姓江。唐昭宗时，辗转至今清流东华乡大路口小嵩埔，劈山结庐隐居，取该地名为江家坑（今高坑）。宋徽宗时，播迁至宁化、明溪、连城及东南沿海等地。在宋乾德元年()，江礼时任湖南潭州判官，他是宋太祖建隆三年壬戌（）进士。他受朝廷之命带领二千清流乡兵，远赴湖南征讨叛军张文表，往潭州府和慕容延钊会师，征讨叛军，力战于湘阴之野，深得当朝嘉奖。由于人地生疏，不幸进入叛军设好的伏击圈，马困人乏，乡兵不敌，以身殉国，牺牲时年仅四十八岁。当年，乡兵将其遗体带回清流，安葬于清流仓盈里小嵩铺（今大路口）龙分洞凉伞岽。（《嘉靖道光·清流县志》记载）。清流人重情重义，感叹江礼乡贤、忠孝、忠烈之义，在仓盈里上坪（今嵩口镇）溪上，建一座江礼公祠。元代壬午四年福州三山进士刘肩吾为江礼公祠题写了碑文，绍定庚寅三年被流寇焚毁，此事载入省府志。江礼的碑位崇祀府县乡贤祠和清宁县忠烈祠。清流的江姓人中主要分住在长校镇的江坊，嵩溪镇的嵩溪村、青溪村、高地村，嵩口镇的高坑，沙芜乡的洞口等村镇。[2]而从清流迁出的姓氏有：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他们不断向外拓展，播迁闽粤和台湾、东南亚等地，使清流与全球特别是台湾的客家人有着密切的血缘、亲缘关系，是同根同宗一家亲。据统计至年底，清流全县姓氏共个，这些姓氏在数百载中虽然有较大迁入迁出的变化，但多数仍是当年入迁清流姓氏的繁衍和发展。如吴氏，清流县沙芜乡铁石村《吴氏族谱》载，唐初，吴锦祥由江苏梅县里入闽，隐居清流沙芜铁石。其孙吴仕全为“唐检校祭酒国子柱”，普封光禄大夫，其后裔辗转南迁台湾。又如清流马氏，三十六世的马徵先后任福建邵武府尹和汀州府尹，其次子发龙（三十七世）在汀州（今位于清流县北团里南山下）开基，成为客家马姓入闽一世祖……其后裔传至扶风四十九世成中，于宋元之际避战乱而举家迁于衡州（今衡阳）；其子光佑（五十世）于明永乐八年挈母及子落籍湖田，以后湖田所传马氏都尊成中为迁湘始祖。”[3]其后迁入台湾。其他姓氏大量的迁入迁出与邻县有着一致性，所以清流客民的播迁过程中，也起到与长汀、宁化等县相同的作用。

三

清流是古汀六县（后为八县）之一，是纯客家县之一，在客家民系形成早中期的时候，发挥了与临县同等重要的作用。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是两宋时期，尤其是在南宋时期为核心时期。基于南宋时期的宋室南渡，大量的中原及其他的北方汉人南迁福建，这时的闽西人口急骤增加，毗邻宁化县的人口，唐开元间（---年）只有余人，北宋元丰间(—年)3万余人，南宋宝祐年间（—年）增至11万余人，达到清代以前的最高峰，而后便入少出多，到了明代万历初年（—年）降至不足3万人。清流县人口，明代前缺资料，明洪武二十四年（年）有户，人，明成化八年（年）下降为户，人，80多年人口减少1万多人，下降22%（其主因是明成化二年析归上、归下两里划归明溪驿，设归化县）。据宁化南宋的人口数据显示，及明代的人口变化情况，普遍表现出南宋的大量人口入迁和骤增，同时期的三明境内其它县也有明显表现，如泰宁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14万多人）。所以，南宋的清流理应也是北方汉人大量的涌入时期。

宋元时期，福建的畲民大多生活在汀、漳境内。约在宋代，畲族逐渐走向定居。但他们主要住在汀漳山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长期的混居，使畲族与汉族山民结下了深厚的关系。[4]从闽西抗元起义斗争来看，畲军的规模和影响程度很大，可以说人口比重也大。这里山深林密，畲民武装自元初发来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4]如连城的罗天麟、陈积万领导的畲民起义。畲汉在反元的过程加强的联系和合作，交流和融合，这无疑为客家民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从南宋到元这一个时期，是闽西地区畲汉相互激荡的时期，可以说是汉畲融合的最佳时期，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黄金时段，而清流县作为为客家县之一，在畲汉两族民的融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清流县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母体。

元代汀州的人口减少最为严重，宋末汀州人口达五十多万人，到了元代只有二十几万人，有诗人咏漳汀二州：“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5]元代战乱致使闽西等地一幅苍凉景象，叫人不堪入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流县境内于明初还能保持到5万多人口，比之于元代宁化等其它各县大量的人口流失或死亡，说明这里的生活生产较为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也为清流在客家文化的稳定地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清流显然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区域。

自宋元符元年，清流多数历史时期属古汀州的一个县，是古汀州早期的六县之一，后又属汀州八县，被学者们认定为纯客家县，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结论。只是在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缺乏，所以清流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形成较少被重视，这也是历史记载本身缺憾，但实际上并不能低估清流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和以展中的作用。无论从地理位置、生产方式、饮食服饰、百姓构成上，还是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礼仪教化、语言文化等都与长汀、宁化相同。所以，要说古汀州地区是客家的摇篮，那么，清流县必然是一个客家摇篮县之一。

四

清流作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重要的衍生地之一，与其它客家区域有着文化的共性，同时也有文化的个性。在讨论文化共性之余，文化的个性是一个区域文化的表征。文化个性在很大意义上说是一个地方文化支撑的“名片”，清流文化所具有个性，如原始人文化、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文化，而此中与客家文化的本真性最直接的文化，就是定光古佛的民间信仰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其理由是：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民众灵魂深处最依赖的港湾，也是民众生活的一种精神追求。人类需要宗教，因为人类应该有对自然宇宙的敬畏感，否则就可能胆大妄为，把自身拖向灾难的深渊。在外来宗教传入之前，中国的宗教形式并非如西方的基督，也非如西亚的伊斯兰和南亚的佛教，而是自在的一系列信仰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民间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与日常生活常态化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化的信仰，在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是民众一种生活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即使到今天多数的民众还依然故我地家道实践自在的信仰体系。这也正是自古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长期打压下，但至今仍然是一丛“常春藤”的重要原因。那么在客家世界中，定光古佛信仰如同一枝独树的信仰奇葩在客家地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灼灼地绽放着。

据有关闽西史料载和相关传说，定光佛俗姓郑，名自严，号定光，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三年丁丑(年)，圆寂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年)，福建泉州同安人，宋代高僧。到宋朝末期，由于政府及文人的极力推动，定光古佛信仰通过不同形式，已经传播至整个客家地区及周边地区，成为客家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民间信仰。但定光佛的流传很广，不仅是客家地区，其它地区佛教故事也有大量的记载和传说。甚至于流传不一，有“五代说”，也有“元代说”，但无论如何，这是史学家要去考证的学术问题，在此毋庸赘言，这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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