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铭泽教授为学生上课）

初见蔡铭泽老师是在暨南大学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他头发灰白，身形瘦弱，戴着金属框眼镜，玫红色的短袖衫衬得人非常精神。讲课时，蔡老师习惯性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唠磕式”的教学方式很受学生欢迎。“读书既要读死书，又要读活书，我们要做到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心无所求，方能有所成，而且必定是大成。”蔡铭泽老师课堂上传达给学生的这些话，恰恰是他整个学术生涯所悟之精华。

（蔡铭泽教授潜心研究香港《商报》）

年全国刚恢复高考，蔡铭泽一举中的，以高出重本分数线六十多分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名气颇大的湘潭大学，入读中共党史专业。这样的升学名额，在当时每人中只有一个。早在恢复高考前，蔡铭泽就预见到了时代发展将赋予的求学机遇，高中毕业后在县里教书的他就一直在为考大学做着准备。

复校之初的湘大，俨然是一个活脱脱的“村庄”。学校孤零零地立着一栋教学楼，光秃秃的山头没有树，就连老师都得借宿村民家中，条件相当艰苦。然而，环境幽僻好读书，“没地方逛街，我们就都死心塌地读书。”回忆起读书时光，蔡铭泽饶有兴致地畅谈起来，“夏天蚊子一抓一大把，也没有蚊香，只能提一大桶水，把脚泡在水里，或者在长筒袜上抹一层焦油，防止蚊虫叮咬。”无论“蚊虫天敌”进攻何等猛烈，蔡铭泽始终手捧书本，自然不动，用他的话来说，“倒也是乐在其中”。

当时，学校办学条件有限，学生上课只有极少的油印教材，抄写老师的板书成了学习的最佳方式。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就是从那时起，蔡铭泽养成了看到好书就及时誊抄的习惯。喜欢读书的蔡铭泽，每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坚持“窝”在资料室里看书，抄书，写文章。虽然学校未做任何发表论文的要求，大二时，蔡铭泽就已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随后《湘潭大学学报》又刊发了他的《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其文旁征博引，分析入微，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纪录，对陈独秀这一“敏感人物”做了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受到学界重视。“做学问就是要胆子大，要对历史存疑，不要违背自己发现问题的直觉，感兴趣就去研究，研究出结果之后还要敢于说真话。”蔡铭泽说。

本科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蔡铭泽留校成为青年教师，同时攻读硕士。在硕士导师曹木清的指引下，蔡铭泽的研究方向慢慢跨向新闻领域。说起曹木清老师，蔡铭泽一脸敬意。“曹老师是从武大调往湘大的名教授，做学问非常严谨，给我很大的影响。”蔡铭泽的硕士论文选题定为对中共早期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研究，正是曹老师考虑到他历史底蕴厚重、爱钻资料又酷爱看报。完成硕士论文之后，蔡铭泽还针对该研究方向连续发表了五篇论文。“文章不能有一个错别字，要有新观点。”回忆起当时老师对自己的要求，蔡铭泽仍然记忆犹新。

与新闻名师方汉奇教授的“奇缘”更让蔡铭泽在新闻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在湘大读研时，蔡铭泽曾和老师、同学去北京、上海等地学习，每次一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旧书店。一次偶然的机会，蔡铭泽花了7.2元购置了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老师史料扎实，文采斐然。”读完方老师的书，深受震撼的蔡铭泽鼓起勇气给方汉奇教授写信表达敬意。可他当时并不知方教授究竟任教哪所大学，“肯定是新闻最高学府吧，我当时想要么是北大，要么是人大。”于是，蔡铭泽大胆地将信寄到了北大。因缘际会，那封信最终从北大辗转到人大，交到了方老师于中。不久，蔡铭泽就收到了方汉奇老师热情的回信。

年，蔡铭泽考取了寥寥可数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成为方汉奇教授的“入室弟子”。说到方汉奇教授对自己的影响，蔡铭泽表示其待人宽厚、学术严谨的精神让自己受益终生，“有时候老师的一个动作，一个观点，一个思想，恰逢其时地被你吸收了，那就可能影响你的一生。”在《兴稼细语》一书收录的《智慧最美丽》一文中，蔡铭泽开篇述说到：“吾师普宁方先生，年逾八旬，童颜鹤发，耳聪日明，笔耕不倦，著作等身。登台授业，文思泉涌，丽辞云飞，态肆汪洋，尽情挥洒。其思想之精妙、文辞之锦绣、姿态之优美，睹者皆陶醉，闻者尽赞叹。美哉方先生，智慧最美丽！”

（年蔡振泽教授一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

谈到做学问的“诀窍”，蔡铭泽认为，“要舍得下苦工！”他用“迷”、“疯”、“静”三个字总结自己如何进入到做研究的门槛和境界。“一个是‘迷’，有学术兴趣；二个是‘疯’，有学术勇气；还有一个是‘静’，有学术修养。”蔡铭泽以自己在博士期间撰写《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的经历为例，详细地分享了他在做学问时的“迷”、“疯”、“静”三境界。

1、迷：如痴如醉锲而不舍

在蔡铭泽眼中，“迷”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学术之兴趣。作学问时，若对研究对象抱有浓厚兴趣，哪怕再枯燥无味，都会充满动力。在撰写《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期间，蔡铭泽在北京图书馆蹲点，就踏踏实实地看了整整一年报纸，抄了一年报纸。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极为珍贵，一拿就破，图书馆将其做成微缩胶卷，蔡铭泽就必须借阅幻灯机放大观看，他如今的眼疾也与当时用眼过度有极大关联。“大概笔记抄了六七十万字吧，我觉得很有意思，抄起来也不累，几乎到了一看到‘新闻’二字眼睛就发亮的地步！”

当时，因为经济拮据，蔡铭泽中午就只吃一个面包充饥。由于抄写报纸耗费大量体力，之后还得进行繁重的脑力思考，营养跟不上，看报时上火流鼻血成了家常便饭。最终，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成了当年史料最扎实、篇幅最长的几篇博士毕业论文之一。

2、疯：正色敢言求索不止

在蔡铭泽眼中，“疯”指抒发张扬，学术之勇气。做研究者在接触大量资料、一番思考之后，必会有一些奇思妙想。但是灵感的火花来得快、去得快，一旦懈怠不予理会，很快就会涅灭。因此，蔡铭泽格外重视随时将灵感记录下来。同时，他也勇于对所研究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研究国民党党报的过程中，蔡铭泽光是制作一个统计表格就花费了十几天，而这也让他灵光涌现，“从时间阶段发展来看，哪段时间发展的多、哪段时间发展的少，是由哪些人员推动的？从地域分布的情况来看，东部多、中部少、西部零零落落，这说明了什么？这和整个中国发展变化，国民党的势力所达到的能量有关系。”论文中，蔡铭泽就提炼出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在河南、湖南、江西、四川这样的地方办的党报很多，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半开化，封建东西很浓厚，而且又处于一些交通线上，新旧斗争非常激烈，所以新闻事业办得很发达，很有效。反过来这就决定了国名党党报的性质、政党的性质一一一就是代表乡村的豪绅，代表新生发达的官僚资本，这样的人需要控制政权、推进文化。为了将观点不断完善，蔡铭泽更是提出了“逢人便讲，逢鬼便说”的方法。“‘逢人便讲’是说在同行或懂行的人面前大谈特谈，而‘逢鬼便说’是指对外行人说，在‘说’的过程中，研究者自己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晰，观点会越来越成熟。“在一遍遍复述的过程中，就进行了自我的抽象，思维的整理。”

3、静：韬光养晦静水深流

“静”在蔡铭泽眼中，是指一种学术修养。蔡铭泽表示，在取得相应成果后，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如果到处说那是我的文章，狂妄自大，大家就会讨厌你。应该是‘静如处子细无声’，学术报告会上该你讲的时候，大胆发表见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那就非常浅薄。”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能留下的真正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都是精品，他说“我佩服的不是一年出好几本书的人，而是十几年才出一本书的人。”

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可以称得上是关于国民党党刊历史研究的一部精品，之后相关学者的研究很多都以其为参考基础。年，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后，《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年12月，该书再版。今年，专门集结出版中国大陆各学科具有影响力的专著的台湾花木兰出版公司，联系了蔡铭泽，在台湾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版本，制作非常精美。现任教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邓绍根副教授如此评价蔡铭泽“蔡老师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他在国民党党报的研究方面，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一直以来，蔡铭泽潜心学术，笔耕不辍，出版著作、教材、文集近20册，以《国民党报研究》和《兴稼细语》为代表作。

从年当乡村小初教师，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到如今成为大学教授，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伴随蔡铭泽整整39年。谈到教师生涯，蔡铭泽笑着说，“我曾祖父那辈就是个‘教书匠’，父亲也是教书的，我自然也倾向于文化事业。”蔡铭泽做事认真，凡事亲力亲为，“把讲台站稳、把课备好、把握纲归纳精、做好预案、上课有激情”，这是蔡铭泽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蔡铭泽课间总会主动与学生交流，还将自己认真用毛笔小楷题字的书赠予学生。级广播电视学研究生王骏说，“一般上了三次课，蔡老师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他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蔡铭泽如是说道，“在学校，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首先是一个老师，离开了这一点来说其他职务，都是不对的。只有摆平位置，才能真正为学生服务。”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教育管理上，蔡铭泽同样倾注心力，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三到三公”身到，力到，心到；公平，公正，公开。人大博士毕业后，蔡铭泽留校工作近一年，年底前往广州师范学院担任新闻传播系主任，主持工作。刚到广州师范学院任职时，那里的新闻教育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很多工作由蔡铭泽一于草创组建。他当时将初步的工作目标定在组织、培养教师队伍，找出学院的教学特色上。经过五年的发展，广州师范学院在新闻传播教学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培养办学初具规模。

年，在暨南大学的盛情邀请下，蔡铭泽前往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新闻系主任。在他的不懈努力和大力推动下，当时暨南大学的新闻学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硕果。年，暨南大学获准建立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年3月，新闻学系升格为新闻与传播学院，蔡铭泽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任院长；年，暨南大学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同年，“新闻事业经营管理”课程被批准为广东省精品课程。

生活中，蔡铭泽酷爱书法，他将书法艺术与人生处世做比，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门艺术，这是除了事业、家庭之外，另一个立命安身之所。此外，蔡铭泽还主张从艺术中发扬一些科学精神，“学会发现艺术中的闪光点、盲点、异点。人生就是一种艺术，怎样功德园满、丰富多彩，就是生命的一种艺术。”他总结道，“书艺有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求在彼，而得在此；第二个境界是，心无所求，方能有所成。”

采访最后，蔡铭泽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书法作品“白云清流有华章”赠予湘大校友总会，这七个字恰恰映射了他的人生态度、他的坚守信仰、以及他对母校的美好祝愿。蔡铭泽微笑着说，“湖南有雄山，有秀水，有智慧的人，相信湘潭大学一定会人才辈出。”

蔡铭泽，男，年11月出生，湖南岳阳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湘潭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年）和法学硕士学位(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年）。先后在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教。曾任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已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5部，主编教材1部，参撰专著与教材6部。其中，《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新闻传播学》、《〈向导周报〉研究》等，获学界好评。教学科研之余，将治学、为人、处世之心得著述为文，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主要篇章已收入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细语》，以及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兴稼细语》。

作者伍嘉瑶、黄雪姣系级新闻专业校友，现在暨南大学攻读硕士。

来源/《湘大校友》

年第二期（总第23期）

排版/徐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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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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