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她被誉为穿裙子的“士”，她就是叶嘉莹先生，民国时期人们用先生称呼德高望重的学者。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叶先生传授诗歌整整七十五年。晚年时她还拿出毕生积蓄，变卖房产，裸捐三千五百多万，只为传播诗词文化，在许多人只关心怎么挣钱的当下，堪称一股清流。

这位九十七岁的老人站在讲台，优雅、睿智的风采就镇住了全场。她在南开大学讲课，天津各个高校的学生都闻风而来，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有的学生只能趴在窗户上听课，自嘲说“买的是挂票”。

但是她这一生少年丧母、中年丧女、晚年丧夫，出生便逢上战争，时代浩劫和个人苦难惊人地砸在她身上。一九二四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叶取自叶赫那拉氏的叶，满清贵族世家出身。叶嘉莹从小接受的是标准的私塾教育，以母以论语启蒙，伯父行医之余教她学诗作乐。大院的闲适烂漫与外界纷争全然无关，然而很快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叶嘉莹举家南下逃难。后来父亲失散，母亲患病身亡，年仅十七的叶嘉莹不得不带着弟弟讨生活。“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这是叶嘉莹十六岁夏天写的一首诗。有人问，怎么小小年纪就能写出这么悲观和深刻的诗词呢？

大概是国仇家难。一九四一年，叶嘉莹投靠伯母重返北京，来到辅仁大学念大学，听了顾随六年课后。一九四八年，叶嘉莹远嫁上海，和她结婚的是关系还不是很熟的军队文官，这是叶嘉莹远没有想到，这段不幸的婚姻可以和时代磨难如此紧密的结合。

一年后，随着时代的动荡，叶嘉莹和丈夫漂泊到了台湾，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出狱后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而为了女儿的健康，叶嘉莹只能极尽忍耐，现实磨掉了她创作和读诗词的心力。一九五零年是叶嘉莹最艰难的时刻，她想过轻生，但一句词把她惊醒了，“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生命曲折，诗词是她解药。

她的诗词有多惊艳了？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仅仅是看了叶嘉莹写的几首词，就请她到台大教书。而彼时台湾的新旧诗诗人吵得几乎要老死不相往来，叶嘉莹只写了一篇文章，就化解了两边的矛盾。一九六六年，哈佛大学教授海陶伟找到了叶嘉莹，将她带到美国。

此后二十多年间，她在密歇根大学授课，在哈佛任教，最后落脚加拿大温哥华，她在海外把中华诗词传播出了新的高度。叶嘉莹对形象很有讲究，她的衣服一定是民国韵味的长袍，长衫色系得是月白、深蓝、肉粉这类雅致的颜色，最后戴上金丝边老花镜，再配上珍珠颈链。

可以说，叶嘉莹先生对诗词的韵味研究，那是由深到心都反复咀嚼过。因为要用英文教书，她还得让中国诗词的格律、节奏、韵律的特色传递出来，为此心里不知道默念过多少回。然而诗词读出来还是中文来得有意思。一九七六年，年仅二十七岁的长女、女婿遭遇车祸，双双身亡。

年过半百的叶嘉莹一头把自己关进了屋子，写下十首《哭女诗》，巨大的悲痛都凝聚在诗中。“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两年后，她给中国政府投递了一封信，申请回国教书。信中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

那时那代人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时候，叶嘉莹回国就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在南开开课，每回台阶上、窗户上都坐着人。她得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然而从农耕文明进入商业社会，这些年，人们少了从前慢的从容，少了掬水月在手的豁达，却多了追名逐利的浮躁。

许多人不知叶先生诗词造诣，裸捐三千五百多万反成了议论焦点。现如今大家更想知道怎么考托福、出国留学，更关心怎么赚大钱，学诗歌真的没有用了吗？叶嘉莹的答案是，她能够保证你的心灵不死。

掬水月在手的意思是从水里把东西捧出来，捧在手心，再去看月亮多么好看，明知手中月、水中月都是片刻的，但就是这些片刻带着叶嘉莹度过了困苦的一生，诗词力量在她身上转化为了活生生的生命，天以百凶成就于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