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刚出山所上御辽七策就已经触犯了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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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一生正直立朝而不结党，是古代社会典型的清官廉吏，在苏州和登州两府的名宦祠中都供奉着他的牌位。可在天启三年秋，我们发现出于党争目的觊觎登莱巡抚位置时恶意攻击袁可立的人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要说魏忠贤一党因为违制干政和袁可立不能相容还可以理解，而自我标榜代表道德制高点的东林党为什么也和袁可立掣肘呢，我们只要看一下袁可立在天启元年所上的七议疏就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了。天启元年（年）冬，封疆多事，沈阳、辽阳相继失守，继而全辽沦陷。祭告山陵完毕刚刚回京的袁可立马上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了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严加训练。上者以战，中者以守。饷以因之，庶□缓急可赖也。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测，城守固矣！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臣□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节寰袁公行状》、《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疏上，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袁可立所上的这七条平辽条陈，条条老辣，针对性很强，足可解当时辽战燃眉之急。如果单看这第六条“多储资粮，以防未然”一款，他提醒的是要朝廷储备军粮，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尤其是建议朝廷专营盐铁，就是为了增加虚脱的税收，从而减轻普通农户的负担，这在当时是既能缓和阶级矛盾又能充盈国库的最有效办法。袁可立老家在北方的河南睢州（今睢县），但他早年在江南苏州为官七年，对江南地主阶级垄断国家重要资源巧取豪夺的弊端是有充分了解的，当年著名的湖州大案富豪劣绅董份的案子就是他主审的，所以他对当时南北各地的税赋情况了如指掌。其中涉及到盐铁由朝廷专营这一条是他胸中酝酿多年的方案。他说“朝廷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九边无绝饷，则中国可高枕无忧也。”要知道盐铁、药品、矿产这些战略资源，是当时是江南很多富豪权贵的滚滚财源，袁可立要求国家专营这些资源就等于是和权贵阶层争利。这一条是明显触犯东林所维护的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同时袁可立的这一主张和也和魏公公所代表的帝党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这可能也是魏忠贤长时间能够容纳袁可立存在的理由之一。仅凭这一条东林党的激进保守派就会恨死袁可立。而今正当国家危难之际，每一个稍微有点眼光的正派人士都应该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等到国家亡了你就算有万贯家业还能保得住吗，但东林就是不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或者说根本就是目光短浅不愿意懂得这些道理。国家存亡那是远虑，而自己的利益受损却是近忧。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务实派官员。他晚年投身于繁忙的辽务之中，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仍能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他和东林党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好的交往，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和冯从吾都是他的同年，黄道周、倪元璐这些著名东林人士也都出于袁可立之门，甚至大佬孙承宗也和他关系至密。然就是在国家根本利益上的一些主张，袁可立和一些激进东林意见始终不能完全相合。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一党作为炙手可热的实权派，袁可立始终保持知识分子和人臣大节没有参与为魏忠贤“赞导、词讼”甚至“建祠”，并且“三殿大功方兴，兵侍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窃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袁可立）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可见他对魏公公一党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制造谣言攻击袁可立的人群中两党的身影都出现了，后来这股歪风直接被天启皇帝出面给压了回去。他的同年董其昌在《节寰袁公行状》说他“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这可以看作是袁可立反对“比非植党”根本不热衷参与党争的最原始资料。袁可立公正立朝，虽然在基本立场上反对魏公公干政违制，但严峻的辽务形势又使他厌烦党争，是和叶向高等人一样不赞成或者不参与激进党争的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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