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王乃徵先生，是和刘光第、林思进等齐名的清末巴蜀诗坛领袖，也是晚清政坛上清流派的一员干将。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曾得罪过权贵，也曾一年五迁，更当了史上任期最短的贵州省长，最后以遗老之身退居上海滩，坚持不食民国之禄而潦倒致死。王乃徵的一生，可以说是在那个激荡的大时代下无数传统士大夫命运的缩影，至今仍让人感叹唏嘘。（陈伟平）

王乃徵（—）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乃徵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集清流、能吏、遗臣于一身，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行迹。由于在近现代重大的历史节点上，他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故王乃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研究上有着较高的标本价值。

王乃徵（-），四川中江东山乡王家梨园人。字聘三，一字病山，晚号潜道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历任福建、陕西道监察御史，江西抚州知府，直隶按察使，顺天府尹，湖北、河南、贵州布政使。王氏家学渊源，学养深厚，工诗文、善书法、精医理，清标劲节，品德端粹，一生著作宏富。尹昌龄称他“生平嗜学不倦，所著诗古文辞，谨严有法度”（《王病山先生墓志铭》）。主要作品有《天目化游草》《嵩洛吟草》《病山遗稿》等。

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所过屠戮，人民所剩无几，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清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展开湖广填四川运动，招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开垦。由于地广人稀，朝廷准许移民随意插占，纳数亩之粮，即可享用耕地数十亩。在此背景下，王乃徵的先祖来到四川。据王乃徵《王氏始迁先祖子享公家传》中载：“公讳贡灵，字子享，原籍福建武平县。康熙六十年（年），岁大饥，公年五十三，挈妻及二子迁蜀。始居邻水，数年徙中江。父子力耕，垂二十年，始置产治东白庙沟。”此处文字不多，却大致勾勒出王氏迁居四川的基本线索。

王氏落籍中江，躬耕为业，却出现了数代被赐封资政大夫①，何也？康熙版《中江县志》记载，明末中江在编人丁，应征田赋银两，到康熙三年至十二年（～年），中江人口已凋敝到仅“户六十二，征银八两六钱”，到康熙五十四年（年）才恢复到载丁，可征田赋银.5两，仅为明末的三分之一。为鼓励垦殖，清政府制定激励措施，移民除所开垦之地视为永业外并承诺永不加税。对于开垦土地超过一定数量者，当地政府呈由总督奏请朝廷奖给虚衔、翎枝、封典等荣誉职位，但不给实官。

有了“功名”，王氏遂跻身士绅行列。王乃徵在谈到其家道中兴时，说“（子享公）手植梨数百株，皆佳品成林，世蒙其利。乾嘉时，中邑产梨，岁联数十舟东下，运销渝城，来购者必先索王家梨，于是远近知有梨园王家”。四川为移民省份，社会关系复杂，变乱层出不穷。各厅，州、县土绅为谋自卫，相继举办团练，以资防堵。这一款项则由有业之家按原有定额进行加派，此一名目谓之“捐输”。既名“捐输”，即是人民额外的贡献，故一县之中所纳捐输，如出自一家，集到有一定数目后，允许由其家中任何一人，将历年纳款收据汇缴，由地方官验明，按照捐例之殷，呈由总督奏请朝廷奖给荣誉职位。王家以亦农亦商的途径，富甲一方，承担社会义务必多，故王氏世代得到赐封也就无怪可奇。

据陈品全民国版《中江县志》称中江人“俗朴、务耕、好学、尚义”“邑境无大江峻岭，而岗峦秀拔，溪涧萦洄，亦具渊渟岳峙之致。民生其间，得艮气者多刚武，得坎气者多俊爽。士喜读书论道，崇尚节义，近时（清代）科第之盛虽稍逊前代，而簪缨阀阅每每不绝。”王氏以躬耕为业，商业发家，丰入啬出，成为小康。客家人有耕读传统，遂收弆图籍，延名师以课子弟。同治丁卯，王乃徵之父王建中（字师竹）中举，封光禄大夫，王父名德清尚，乡里爱敬，闻于遐尔，“邑中初办宾兴会，与同辈共成之，厥后学田议起，亦力任艰巨，一呼而集，一切部署皆所手订，寒畯享其成”。是以王氏在中江终成名门望族，其影响不仅限于当地，至王乃徵时其影响已播迁全国。

光绪八年（年），王乃徵中举，光绪十六年（年）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由于饱读圣贤之书，王乃徵把修身、齐家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把治国平天下作为终身志职。

清流不畏权贵

光绪二十六年（年）庚子事变，引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这次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阶级的一场自救运动。然而其整体改革方案，却远远超出了当时清政府所能承担的国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致使新政改革不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反而成为“扰民”之举，激化了官民矛盾。

光绪二十八年（年），王乃徵外放任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个官不大，仅为正七品，是由皇帝派遣到外地担任巡按负责纠风纠纪的风宪官，即便军队出征也会有御史跟随，可以随时向皇帝报告官员或将领的不职之处，其最大的权力就是弹劾官员。王乃徵一到任上，即因“上月初二日，以直隶广宗、巨鹿一事，因捐激变及诸军先后残杀情形，附片奏陈”，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旨简派重臣，“覆加查竅”。“未蒙朝廷施行”，再次奏请“严定官弁处分，以饬纲纪而靖民心”，并称：

本年直隶之乱，始于广宗剿杀三村，所称匪首景廷宾，平日本为乡里敬服，其柳林团相戒不仇洋教。庚子之变（年），该处独无习拳闹教事，是以派捐之初，众不愿出。官吏不善开导，又复构成其罪，勒捕生变，遂致板台屯、东召村、西召村三村之民，成罹惨毒。奇冤莫雪。及至变而为匪，戕杀兵弁，势在必剿。然使原其情罪，加以晓谕抚循。早今解散，何至滋蔓日深？乃任新盛、正定、大名各军，肆意杀戮，滥及良懦，几至不可收拾。兼闻四月底间，已报肃清之后，于南官县小李庄、张字村等处，因缴军械，又复惨杀多命。夫究其缘起，不过因愚悍之民，罔知遵顺，遽加惨杀，以惨杀之故，激变成匪，又以为匪之故，愈加惨杀，直至杀不胜杀，乃始敛兵言抚。虽报肃清之名，无解冤滥之实。其中官弁罪状，如广宗知县魏祖德之勒捐生变，总兵董履高之构谗肇祸，统带段瑞云之惨杀三村暨新盛等军统领之先后滥杀，余痛在民，远近传播。又闻始终献议，专主用剿，为一查办委员，候补知府阮某，本在督臣文案，其详非督臣不得知，而其恶为人言所共愤。至袁世凯始即失于觉察，逮变乱已成，不务分别莠良，戒止妄杀，惟欲以兵威制服，成此冤滥之象。于所纠参官弁，亦但罪责疏防，又未闻自请议处，是既办理错误于前，因遂怙过饰非于后，事状显然，咎无可掩。

与此同时，王乃徵还特别指出之所以不“覆加查竅”，实因袁世凯“优异督臣”，朝廷有倚重之处，并称“若朝廷遂置不问，何以示刑赏之公于天下”。他在《筹款练兵立召祸乱奏请收回成命折》中说：“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而宠任之隆，已为曾国藩、李鸿章所未有”，“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未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王乃徵在将矛头指向袁世凯时，并大声疾呼：“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王对袁之为人可谓先知先觉，不意此言竟成亡清之谶语。

有清一代，直隶屏障京师，拱卫皇城，形势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肃，直隶总督因之堪称八大疆臣之首。晚清以降，清廷特设北洋大臣，由直督兼之，其地位愈加显赫。作为监察御史，王乃徵弹劾深受朝廷倚重的袁世凯，是因为袁所管辖的广宗知县魏德祖贪得无厌，对百姓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以致“勒捐生变”，统领段祺瑞不问是非就血洗三个村庄，而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然而袁世凯深受朝廷倚重，故他的奏折无疑是“蚍蜉撼大树”。但其道德勇气，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谓振聋发聩，也正是因为其勇气，徐一世称他“在御史台颇负清望”；陈灨一在《睇向斋逞臆谈》中说：“王乃徵以进士入翰林，为御史，直言极谏，风力闻天下”。

王乃徵忠于职守，先后上疏弹劾了庆亲王奕劻、四川总督奎俊以及瞿鸿机、鹿传霖、王文昭等王公大臣。面对这些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高官显宦，他均以事实为依据，“事非征实不举，人非贪劣不劾，故人多惮之”，以致“亲贵侧目，宵小屏踪。”这些人对他既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安。一次奕劻对被弹劾的心腹说：“聘三遇事与我辈为难，必当使之外任，免多事”。②

能吏一年五升迁

光绪三十年（年），王乃徵出任江西抚州知府。到任后，他对农民缴纳皇粮国税，极力主张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反对任意盘剥，榨取民脂民膏。其心系人民的心态，正是长期以来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直接体现，他的出发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文守仁《蜀风集》中载，王乃徵见抚州何家口地势低洼，春间大水，经常泛滥成灾，便倡导该地农民筑堤坝，修水利，“使洼地变成沃埌，岁得在熟”。由于他的德政，当地百姓对他感恩载德敬若神明，于是“就其地为祠，曰王公生祠，名其堤曰王公凼”，该堤至今犹存。为了表达对王乃徵的崇敬心情，百姓还在生祠的正门刻了一幅楹联：“千里生祠崇上德，一腔热血注中江”。文守仁记录的文字不多，却勾画出了王乃徵能吏的形象，把其在抚州的政绩融入了百姓的口碑。

王乃徵为官清正廉明，兴利除弊，抚民有方。“事无宏纤，皆审度周详”，做到万无一失。在抚州“居官三年，不名一钱，是以歌颂载道”。郑逸梅称其“居官清廉，宦囊殊涩”。由于其在抚州励精图治，政声卓著，宣統元年（年）摄政王载沣认为他才堪大用，力擢他为湖南岳常礼道道台，紧接着又升任直隶按察使，负责京畿治安。

清末地方政治，可谓乱象丛生，积重难返，直隶更是如此。先是财政亏空严重。李鸿章主政之时，“存款不下千余万金”。然“继任某制军（指袁世凯）藉以为练兵之用，不三年，支销殆尽。复奏准由各省合筹练兵经费，岁约数百万，竭天下之脂膏，供一己之挥霍，而定藏竭矣。厥后继任某制军（指杨士骧），复踵事增华，取携任便。岁入只有此数，出则层出不穷”。如此靡费公帑，民生多艰不难想见。

当时京畿辖区二十四属盗贼横行，社会治安混乱，导致商旅裹足，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王乃徵上任之初，巡视辖区，了解社情，座谈僚属。他发现警署下僚中有个叫汤铭鼐的警察名气很大。汤是四川璧山人，因父游宦直隶随迁京津，父卒，流落津门，毕业于巡警教练所，任警士。这小子一身正气，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立岗街市执行公务，居然敢拦下北洋大臣的轿缴罚金，于是声名大震，搞得顶头上司不悦，多年得不到提拔，但他仍我行我素。

王乃徵亲往见之，汤却避而不见，经过几次过访，始来答拜。于是王提拔汤任直隶警务所提调，节制马队三营，探访队一营，委任陈少搏为预审判事，岳茂槐为文案，严惠丞为稽察，组成班底。不到一月，捕获巨匪“一篓油”等三十余人，处决于市曹，以致京畿各县民气上扬，匪患敛迹，道途通行无阻。王乃徵礼贤下士，用人惟贤，雷厉风行、处事果决，以致在直隶巡按使任上政绩斐然，有如宋之包青天在世，亲贵侧目，宵小遁迹，随后升任顺天府府尹。

湖广总督衙门

宣统二年（年），王乃徵调任湖北布政使（省长）职。在此之前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内容涉及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方面内容。张之洞督鄂时，倡立西学，改良法制，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纛，湖北已为改革之先声。王乃徵到任后，上折奏称“筹备宪政，应就目前财力，酌分缓急，拟请变通原案办法”。在这份奏折中，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非常谙熟，所谈论的问题又能切中肯綮。但此时改革与革命赛跑，清廷的预备立宪已输在起跑线上。

不久，适湖广总督陈夔龙上调直隶，继督瑞澄尚未到任，朝廷明令以王乃徵护理湖广总督。“太守摄兼圻之任，时未及一年，进阶之速，清季一人而已”。③大概王乃徵曾是载沣的师傅，教其读过书，故载沣素知王的道德文章及其办事能力，一旦执国秉政，遂有了一岁五迁其官的知遇之报。瑞澄临鄂后，王乃徵重返藩司任。然而，瑞澄骄肆，不能兼容，对王乃徵的工作颇多掣肘。宣统三年夏，四川爆发保路运动，王奉调河南布政使。时清政不纲，他不屑苞苴纳贿，未赴豫任，旋调贵州布政使。

宣统三年（年）八月，王乃徵由鄂赴黔，舟行月余，始达黔边洪江，闻武昌新军暴动，湖北已经独立。他刚到镇远又闻湖南独立，脱离大清。但王乃徵仍以使命在肩，毅然入贵阳赴任，并于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定期就职。翌日黔省宣告独立，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其即挂冠离职，携眷回川。上任就等于卸任，王乃徵遂成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省长。

黔省宣告独立脱离大清，财税制度尚未建立，参加革命的袍哥遂自组先锋队，自找财源，以致王乃徵携眷出城九十里，刚到黑头坡（修文、息烽交界处黎安哨附近）即遇抢劫，行李衣物被掠一空，只好返回贵阳筹措盘缠，不料贵州形势大变，革命党和立宪派开始内讧。

湖北虽最早宣布独立，但仍战事不断，鄂督黎元洪遂呼吁已独立各省援鄂。贵州都督杨荩诚为避省内矛盾，主动率部援鄂。王乃徵乃随军再出湖南，由于南北和谈，遂滞留常德。其后，清室赞成共和，逊政民国，王乃徵徒叹无可奈何花落去，遂化身遗民，流寓上海。其后，袁世凯邀其出任湖北民政长（省长），王乃徵辞而不就，颇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清高风骨。

遗臣失足不失身

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宣告灭亡。树倒猢狲散，清廷的王公大臣统统退出历史舞台。王乃徵当然也不能幸免。他从贵州布政使的官位上退到了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汪国垣曾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蜀中近代诗家，以富顺刘光第、成都顾印愚、荣县赵熙、中江王乃徵为领袖，而王秉恩、杨锐、宋育仁、傅增湘、邓镕、胡琳章、林思进、庞俊羽翼之”。

在上海的清室遗老合影（右起第三位为王乃徵）

上海人文荟萃，名家很多，清廷遗老自然不在少数。浓浓的遗老情节把这些文士聚在一起，王乃徵与词学大家朱古微、诗人陈散原情趣相投，经常在曲园、涵芬楼等处雅集。参加雅集的还有王国维、康有为、张元济、陈夔龙、沈瑜庆……他们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吟风弄月，一起感时伤逝，又一起论民风讲社会。这些前朝显宦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定期聚会，轮流坐庄，名为诗酒宴集，消磨余生，实则窥伺时局，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晚清大员转变为前清遗老，致使诗文取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谓“民国乃敌国也”，正反映了这些遗老对民国的态度。

民国以降，政潮迭起，兵连祸结，暗杀成风，自然就有人怀念起有皇帝的时代。年6月6日，紫禁城里传来袁世凯病亡的消息，宫内人人喜笑颜开，奔走相告。除了对袁氏的旧恨，也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消息传到上海，王乃徵等一班遗臣自然弹冠相庆。于是出现一些新的声音，有人说袁世凯的失败，就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也有人说“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与其让姓袁的做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这些声音，与王乃徵等前清遗臣“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心思形成了共鸣。

自清帝退位，公开反对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被称为“四个申包胥”，却没有一个能成事。真正把溥仪再扶上龙椅的，只有手握重兵的辫帅张勋。年6月，徐州镇守使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辫子兵”，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于6月14日进入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复辟。一时之间，北京沿城一带辫子多，城厢内外黄龙旗多，伪宫门外红顶子多，成为一时怪象。

复辟翌晨，张勋即发矫诏取缔报纸，并使辫子军分赴各报馆，勒令其改用宣统九年月日字样。宣统复位，民国变大清，在“武圣”张勋和“文圣”康有为的联合操办下，紫禁城内有声有色，惟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还在居仁堂总统府办公。全北京龙旗飘扬，唯有新华门内的总统府仍高挂五色旗，财政、参谋两部也坚持悬挂五色旗。在一片黄龙旗的包围中，这里成为了京城里最后的民国。

未满12周岁的溥仪复辟后，满清遗老丹墀下山呼万岁。朝贺毕，各进谀词以为献媚，惟王乃徵别出心裁。他说：“民国改用五色旗，虽含满、汉、蒙、回、藏五族一律平等意思，其实红、黄、蓝、白四色，本为我大清所固有。”众闻其出语奇特，急叩之故。王说：“大清开国时，制定旗族等级，不尝有正红、镶红、正黄、镶黄、正蓝、镶蓝、正白、镶白之旗制乎！民国以此四色列其首，盖隐寓大清虽然让政，而旗制仍未消灭之意，臣在当时，即逆料必有复辟之举，不图果见之于今日也。”王此论调，本是信口雌黄，而闻者转征为符瑞，于是又山呼万岁。旋王得赏外务部右侍郎职衔，人谓之颂扬得体而得此荣幸。

张勋复辟后的北京街头

清恭王溥伟是宗社党首领之一，年来往返于天津、上海、徐州等地，图谋复辟。及闻宣统即位，惊喜若狂，又恨张勋未事前告知，于是大怒，遂专程进京问罪。张反唇相讥，说：“古来建大功立大业者，捷足先得。谁叫你直至今日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恭王大骂张勋忘本。张鄙视之，上前就是几记耳光。溥伟怒叱：“你敢殴亲贵么？”张揶揄道：“除了皇帝我为大，便打了你也没甚么希罕。”有人细玩味“除掉皇帝我为大”，七字，颇疑张勋此次之举非为清室计，或有帝制自为之心。

复辟闹剧没数日，段祺瑞马厂誓师，兴师讨逆。讨逆军自南苑飞机抛掷炸弹后，清廷震恐，惊骇万状，如坐愁城，终日号泣。而一般复辟功臣，又皆纷纷逃逸。复辟前，王乃徵曾奉张勋密命，奔走联络，并邀康有为入京。宣统即位后，王以复国功臣自居，趾高气扬，有睥睨一世之概。

讨逆军进攻京师，辫子军屡遭失败，溥仪知大势已去，乃召集群臣御前会议。梁鼎芬奏曰，为今之计，惟有仿慈禧太后与景皇帝避庚子联军入京故事，由地道逃生，始可保全性命。其时，航校校长秦国镛，因接受讨逆军之请，驾机飞入紫禁城，自号为“空中讨逆”。梁鼎芬献计以“地道逃生”，刚好与之“空中讨逆”，形成一副对仗工稳的绝妙对联。清室君臣仓皇失措，所谓复辟功臣知事机不妙，陆续潜逃。王乃徵大骂而特骂，责其畏死贪生。于是有人站出来说：“难道待兵临城下，阁下独誓要以身殉国么？”。王回道：“那当然。”大家摇头表示不信。王乃对天指地发誓：“我如逃走，便是个王八。”众人笑说：“你本排行老八，何必用这样的话忽悠我们。”于是王又发其它毒誓。誓毕，忽闻炸弹一声，王乃徵大呼道：“不好不好，快些走。”于是后人又有了横批“王八逃了”。

王乃徵等人苦心孤诣等来的复辟，不过昙花一现。宣统复辟的寿数，有人说为七日，也有人说是十日，总而言之“短命皇帝”四字而已。之前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大家都讥其国祚不永，如今宣统尚不及洪宪之八分之一。然而，洪宪皇帝在八十三日中，尚犹有轰轰烈烈之举，而宣统复辟仅下了六道上谕，伪臣除磕头请安外均无所事事。且洪宪之兵能血战两月，互有输赢；宣统之兵支持两周，尽皆降服。洪宪取消帝制，仍能把持总统，而宣统坐不成帝位，却违背了与民国的契约，为以后被赶出紫禁城留下了伏笔。

王乃徵失足蹚了张勋的浑水，稀里糊涂参与了复辟的闹剧。事后方领悟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的真谛，才明白中国不要皇帝已成不可逆转的现实。只是孔孟教化，忠孝意识深入骨髓，加之当初摄政王载沣的知遇之恩，心理对大清一直难以释怀。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回师北京，幽囚曹琨，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对此王乃徵泪眼北望，痛心疾首，才完全明白再也回不了大清了。

此后，王乃徵无心政治，隐居沪上，藏身市井，化名“潜道人”鬻书悬壶自给，以不做良相便为良医聊自慰。在此期间，他先后含泪送走了五位亲人。特别是爱子阿轩之死，让他摧肝裂肺，痛彻心扉。他在《除夕忆阿轩》第一句：“暮年丧爱子，凄凄逢岁阑。”写出了他悲入肌骨，肝肠寸断的伤痛。

王乃徵书法

隐居上海，布衣粗食，生活简朴。王乃徵在最困窘的时候，达到了衣食不周的程度。尹昌龄在《王病山先生墓志铭》中说：“侨居海上，至匮乏，几不能自存，气益强毅。”郑逸梅在《近代野乘》中说，他“与诗翁朱古微为近邻，过从甚密，但生计日艰，甚至不能举火，古微有所资助，辄婉谢之。”

年3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溥仪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吉林长春鸣锣开张，一些晚清遗老竞相奔走，意图谋取一官半职，享受荣华富贵。一时之间，主子奴才弹冠相庆，牛头马面粉墨登场。王的同侪中郑孝胥卖身投靠，充当了汉奸卖国贼；老友胡嗣瑗也不甘落后，死心塌地地追随溥仪，当上了高官。溥仪等人看好王乃徵的才华、声望和影响，三番五次邀请他出山，但他毅然予以回绝。王乃徵持身正直，不肯委身附逆，在民族大节上没有失身，其挺挺自立的伟岸风骨，受到国人的一致称赞。陈灨一说：“而能存气节，足风薄俗，则王乃徵可称焉。”

王乃徵生平嗜学不倦，才思横溢，所著诗古文辞，谨严有法度，善书法、精医理，对堪舆之学也颇有研究，晚年清贫自守，独善其身，有凛凛风骨。年1月，一代文星在上海悄然陨落，享年73岁。

王乃徵去世，友朋请谥文慎，最后“康德”皇帝溥仪“赐”谥文肃。王忠心者为大清，而非“伪满”，溥仪此“赐”对王乃徵身后无疑就有狗尾续貂之嫌。年溥仪以平民身份谢世，也再也没有“庙号”与“谥号”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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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品全：《中江县志》

②③陈灨一在《睇向斋逞臆谈》

参考书目

《王乃徵诗文集》

《王病山先生墓志铭》（作者：尹昌龄）

《蜀风集》（作者：文守仁）

《近代野乘》（作者：郑逸梅）

《睇向斋逞臆谈》（作者：陈灨一）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近代稗海》（编者：荣孟源章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