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离开重庆前往荆州（江陵），仿佛李白当年出蜀时的行程。由于动车的缘故，半天时间就抵达荆州，比李白的轻舟快多了。

提到荆州，可能让人首先想到刘备与孙权的恩恩怨怨。其实古荆州的来头很大，它东连吴会，南极潇湘，北据汉沔，西通巴蜀，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由于是通衢和战略的要地，自先秦至晚清，荆州一直是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商业都会。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荆州还盛产“循吏”，无论是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还是明朝万历年间宰辅张居正，都是治国的一把好手，由此也引出了本文的话题，即“清流”与“循吏”。

来荆州之前我重读了一遍熊召政先生的小说《张居正》，感慨颇深，其中有一段关于“清流”和“循吏”的描述很精彩——“有的人冲虚淡薄、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朝廷社稷；还有一种人，大瑜小疵，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家一揪一个准，但是他们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必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这种官员叫循吏”。书中的这段话出自张居正之口，而且他明确表示：“我们只要循吏，不要清流”。要知道，张居正作为士林中人、一个靠科举上位的地地道道的儒生，能在明朝后期文官集团势力如日中天、儒家意识形态蔚然成风的环境下否定“清流”，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早在50年前，嘉靖帝的“大礼议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当时的士林领袖杨慎带着一帮所谓的“清流”们在紫禁城左顺门呼天抢地，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清流”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已相当惊人。表面上看，他们所争的是皇家的名分，实际上却是权力，即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控制权。期间，以“清流”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吃相”实在太难看了，一方面他们善用“道德绑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用纲常伦理来约束对手；另一方面他们又惯于党同伐异，形成舆论压力，并用车轮战术来组团攻击。

在“清流”们的心中“个人名器”是第一位的，远比社稷天下重要得多，而“个人名器”无非又包含了“名声”、“权力”和“利益”。掌握着话语权的“清流”们将“因循守旧”粉饰成了一种美德，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先王、遵祖制”等等，他们的顽固保守尽管在客观上对君主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考量。因此，面对改革或创新，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的往往是“清流”们，他们必须用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手段来捍卫现有规则下的既得利益。

然而，张居正偏偏又是一个改革家，他主持的“万历新政”也是有明一代动静最大的变革。从嘉靖“大礼议事件”到“万历新政”，通过“劾张璁、倒严嵩、骂徐阶”等诸多历练，“清流”们的力量愈发壮大，手法也逐渐纯熟，基本上能做到“对抗君主、裹胁宰辅”。深谙“清流”危害性的张居正明白，想要锐意改革，就必须与“清流”做切割。因此，他不仅大张旗鼓地任用循吏，甚至还站到了天下学子的对立面，打击私学、控制言论，彻底遏制了几十年屡禁不绝的讲学之风。

“万历新政”是很成功的，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里，他起用循吏，加强对官员的考成，使官场面貌焕然一新；他清查土地、改革税赋，施行“一条鞭法”，充实了国库和粮仓；他用人得当、充分授权，从而加强了辽东和宣大的边防，肃清了两广的叛乱。“万历新政”使得国库积银达多万两，储备粮食多万石，明朝由此扭转了自嘉靖、隆庆以来的颓势，实现了中兴。可以说，“万历新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居正树立了个人权威以及成功地解决了“巨室”（皇亲国戚）和“清流”们的掣肘和阻挠。

暂且抛开个人品行不论，在我看来“清流”与“循吏”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格局”，而且“循吏”的“格局”远高于“清流”。首先，“清流”重做人、“循吏”重做事。做人是内在导向的，强调“个人名器”，看重名节、在乎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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