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记忆全文

秦渡记忆秦渡镇这座千年古镇由最初的西周丰京遗址，到后来姚兴在此设渡，来往于长安到逍遥园（草堂）之间而得名。随着人口汇集，商贾云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盛名的商贸大镇，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星转斗移，日月交替，时光荏苒，人去物非。秦渡镇历史的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式微，历史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让我们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从过来人的记忆中，去追寻古镇岁月的蛛丝马迹。以“古镇怀古”和“百年解读”两部分逐一探寻和回顾。第一章古镇怀古秦渡镇溯源巍峨的秦岭山脉横亘在陕西中部的大地上，西与“万世之宗”的昆仑山脉相连，东接河南的伏牛山脉，绵延多公里，把中国大地隔为南北两段。南亚强劲的季风，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大陆腹地，在高耸入云的秦岭山脉被抬升，空气中的饱和水汽不断地凝聚，挥挥洒洒，飘飘扬扬，洒落在山梁沟壑之间，顺势而下，一路欢歌，流向山涧，奔向大川，汇入江河，形成了我国最大的两条水系，长江和黄河。陕西境内的秦岭北麓，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七十二道峪口。其中的大峪、丰峪、紫阁、太平峪等十几个峪口，汇集一起，形成沣河水系，滋润着樊川、御宿川及西边的这一大片肥腴的土地---被称之为“陆海”的米粮川，林茂粮丰的“鄠杜之间”。公元前年西伯候姬昌消灭了位于这里的崇国，看上了这片风水宝地，在沣河的西岸，大兴土木，建起了西周的第一个都城---丰京及其丰宫。西周统治的数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供奉周文王及先祖的神圣之地。公元年东晋后期，五胡乱华，长安成为后秦的国都。后秦在草堂修逍遥园，皇帝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长安，于逍遥园设译经道场，在秦渡这一处河口设立渡口，以为秦国之渡，后人以“秦渡”为名。唐朝著名诗人高骈的诗句“吟社客归秦渡晚”即此。秦渡镇城镇的历史应该追溯至唐开元时期，据县志记载，当时，太监卢广协修广济桥后，在秦镇修建文昌阁。所谓文昌阁，即供奉主管科举的神仙文昌大帝的地方。封建社会，念书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科举这一条路。文昌阁一定建造在人烟稠密，念书人较多的地方。说明这时的秦渡镇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口集聚。唐朝中后期，人口汇聚，商贾云集，到北宋时人口剧增，已成大镇。“秦渡镇”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文渊阁大学士宋敏求撰写的《长安志》中。在《长安志》一书“鄠县”一节中唯一出现的镇名就是“秦渡镇”，说明其规模已经相当大了。至元代至元二年（年）的《大元重修四真堂记》记述：“秦镇，关中名镇也。左清沣而右涝水，背渭而终南，木茂而土沃，粮丰而民繁，介于鄠杜之间，实一方之都会也。”至明、清两代，商业贸易已经非常繁荣。明崇祯《鄠县志》云：“秦渡镇辐辏繁盛，晋豫客商较多。”雍正十年的《鄠县志》记述：‘邑之四关，乡之四镇，惟秦渡一镇为商贾辐辏之区。’直至民国时期，秦渡镇的商品交易量繁盛，税收收入已超过县城。秦渡镇因秦帝姚兴设渡而成名，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处“鄠杜之间”。山色如黛的终南山下，渠堰纵横，畦垄交错，绿野平畴，一望无际。涓涓细流，淙淙不息，恍入江南水乡。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地形，暗流涌泻，在其下游地带形成被称为“灵沼”的宽阔水面。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木茂林丰，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早期的史书《汉书。地理志》就有“雍州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的记述，万亩稻田连绵不绝。秦渡镇从古到今，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稻米集散地。中国从有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农耕社会，“民以食为天”，所以粮食生产、流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由于这个因素，注定了秦渡镇“龙头”的作用，被称为“秦头”。粮食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外地的京貨、山货也涌入秦镇，辐射范围远至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成为关中地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重镇。丰水丰水，即沣河，本是是一条较小的河流，全长82公里，总流域面积也只有平方公里，但是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历史名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的诗句，汉代刘向的《笺》中也有：“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汜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为天下所同心，而归太王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的记载。沣河西的户县，在尧舜时代为崇国的疆域，大禹的父亲鲧曾任崇伯。户县境内现在还有一个“三过村”，传说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乡。公元前年，周文王伐崇，在丰水的西岸，即现在的秦镇的位置上，建成西周的都城——丰京。后来，周武王姬发又在丰水东岸建起镐京，丰京和镐京并称“丰镐”，成为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的诗篇。其后的都城咸阳和长安都离此不远。这里是《国风》的发源地，很多诗篇，如描写男女相爱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产生于沣河岸边，历代写沣河的诗篇枚不胜举。丰水起初是由沣河、高冠河、太平河汇集而成，唐朝中叶，时任宰相的杜正伦，将潏河改道，也汇入沣河，形成沣河东半边水混，西半边水清，清混分明的奇观。沣河的水非常清澈，二十世纪60年代时，河里一人多深的水仍是清澈见底，是秦渡镇居民饮用水来源。每天清晨，三五成群的人们担着水担，在河中心的石桥上取水，成为秦渡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古文献中看，沣河水的清洌，几千年未变，早在春秋时的著作《文子》中就有：“老子云，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的记述。沣河的沙子非常纯净，白白净净，非常均匀，如筛子筛出来的一般。河滩上白茫茫的一片，成为人们夏天夜晚乘凉的好去处。每到黄昏，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来到北门外靠城的沙滩上，在成排的睡铺中找一块地方，铺一张床单或一张草席，或坐或卧。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大人们坐在滚烫的沙子上“谝闲传”，五马长枪的讲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趣闻快事，笑声笑语连成一片。深夜来临，身底下的沙子渐渐地凉了，沙滩上也渐渐的静了下来。习习的凉风，把人们带入了惬意的梦乡。干净凉爽的沙滩，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舒适和欢乐。考察沣河上游，沣河的主流及支流高冠河、太平河等，坡度较大，秦岭山沟中的石头（多为花岗岩）被湍急的水流冲出山口，在山下形成一个宽广的扇形河滩，大小不等的圆形石头相互撞击，形成河道深厚的鹅卵石河床，这些鹅卵石在水流过程不断撞击，在水流的涤荡冲涮中，干净而细小的沙粒铺满下游的河床，水流不接触泥土，所以河中的水流清澈见底。近年来，随着上游的人为改变，下游砂石无限制地滥采，土质河床裸露，在秦镇以下的沣河河床中，已经很难见到洁白干净的沙滩和清澈见底的河水了。秦镇南门外，就是陕西著名的水利工程—-沣惠渠拦水大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先生，选择了秦镇南沣河、潏河交汇处，建起沣惠渠拦水坝，使沣河成为西安市区一重要水源。大坝上，水面宽阔，绿波荡漾，水声轰鸣。水面游弋的鸭群，一掠而过的水鸟，柳荫下三三两两垂钓的人群，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近年来，西安市水务部门又在河的东岸建起了“仪祉湖公园”，集蓄水与观光一体，为沣河又增添了一新的景观。广济桥位于秦镇北门外的沣河大桥，是户县地区通往西安的交通要津，这里水势湍急。在清朝以前多为木桥，时断时修。修桥的历史，明代以前已无从考察。仅现存的明崇祯《鄠县志》记载，唐朝开元年间，曾派太监卢广监修秦渡沣河大桥。从现存的明代时任县令王九皋《三秦广济桥记》的碑文中：“户县东三十里有秦渡镇，镇北有丰水，其由来已久，文王伐崇迁丰即其地也。河之源上接终南秦岭诸水，自紫阁而下，势若建瓴，兼之时雨泛滥，洋溢浩荡，浚成巨壑，往来险阻。冒渡者溺亡，民甚病之。”王九皋倡捐修秦渡沣河桥。桥成，“百眼长，亘一里许。高三丈余，阔二寻有奇，可容并轨。”王九皋为其取名“三秦广济桥”，王九皋就“三秦广济桥”做以下解释：为什么要叫“广济”？因为有利于百姓就是“济民”，利于此不利于彼不能叫“广济”。此桥梁一建，四通八达，毫无阻隔。从一县而言，利在一方；从三秦而言，利在广大地区；从西通巴蜀，东接河、洛广大地区所言，则四通八达，利于天下，带来的实惠实在是非常多。况且方便在当前，利于现时；惠及将来，利在长远。所以题名称“三秦广济桥”。“（原文：广济名又何称焉？盖利民者即济民也，利于此而不达于彼者，非广济也。此梁一举，四达不悖。自一邑而言，则利在一方；自三秦而言，则利在八郡；自西通巴蜀，东接河洛，四通八达，则利在天下，其所济者众矣。矧便于目前，则利在一时；垂于来兹，则利在万世，其所济者远哉。故题曰：‘三秦广济’云。”）广济桥屡修屡毁，屡毁屡修。据年农历八月在秦镇北门外出土的《重修广济桥记》的碑文记载：“至道光初，淫雨洪发，桥毁于一旦。”后长安史鱼寨富户赵恒斌募资修双石板桥，石桥墩72个，长约60丈，宽不足三尺。民国初，长安闫家渠一富户为接送嫁到河西的女儿方便，捐资加宽桥面，成为三页石板桥，宽三尺多。虽交通有所改善，但凡沣河涨水，水淹桥面，行人溺水时有发生；凡遇集日，桥面阻塞，过往群众叫苦不迭。20世纪70年代，由于河道取砂，木桩朽损，桥墩裸露，石板桥岌岌可危。危石高悬，行人心惊肉跳；溺水落亡，时有发生。后经多方呼吁，省、市拨款一百四十万元出资，长户两县集资六十万元，由户县承建。沣河大桥修建指挥部年6月入住秦三村。时任县委副书记李瑞莲任总指挥，副指挥由交通局长唐林振、县人大副主任崔振海、计委副主任韩志刚、交通管理站站长赵忠辉等担任。大桥建设工程从年6月后开始动工、历时一年有余，于年9月竣工。大桥总长.6米，宽12.5米，高9.4米，12孔。两岸立碑（碑文见本文第三章—历代诗文录）。年4月又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在新桥北建起，双桥合璧，宛如一道彩虹，横跨沣河两岸。彻底解决了河流阻隔，交通不便的局面。枯骨塚、孤魂庙与灵台孤魂庙位于秦渡镇北门外偏西大约数十米远。孤魂庙的旁边是一堆称为“枯骨冢”的荒冢，这和周文王建灵台有关。据汉刘向《序》记：周文王建灵台以及挖掘灵沼时，发现有死人的骨头。主管的官吏报告文王，文王吩咐择地埋葬。官吏告诉文王这些都是无主的墓葬。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的主人；有国家者，一国的主人。我就是主人，怎能说没有主人？”随后命令官吏以隆重的礼仪埋葬。（原文：“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这座庙正是为纪念这件事而设立的。不但如此，在秦镇丁字街口有一座“孤魂楼”也与此有关。（民国《续修鄠县志.古迹第二十四》记载：“枯骨冢，在秦镇北门外，旧修有庙，以祀孤魂。年久倾圮，嘉靖间重修。镇人张有记之曰：‘闻之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人骨，王曰：‘更葬之。’天下曰：‘贤美泽及枯骨，况于人乎！’相传，吾秦镇北此冢即当年葬枯骨处也。以有枯骨像，讹传‘孤魂冢’。今扁曰：‘枯骨冢’云。”）孤魂庙北不到一里就是灵台遗址的所在地——平等寺。《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译文：开始规划造灵台，经营仔细会安排。黎民百姓都来干，建成灵台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高兴自动来。）郑玄注：“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丰台。”文王在伐崇作丰后，在丰京作灵台，建辟雍，掘灵沼，建灵囿。灵台作为观测天象，祭祀天地，察妖祥的重要台观。武王伐纣在这里祭天地，祷告上苍。商纣灭亡后，在此祭奠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后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封神台，正是灵台的艺术塑造。据《左传》记载：“秦穆获晋惠公，舍诸灵台。”《西安通览》也有：“秦囚晋惠公于灵台，灵台即沣河以西周文王所筑灵台是也。”说明灵台的建筑在春秋战国时仍在。其后，唐李泰《括地志》中记载：灵台，“今悉无复处所，惟灵台孤立。今按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说明唐贞观年间，灵台上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土台。后来在灵台故址上所建的“平等寺”据传始于元代，但清乾隆年间在陕西担任巡抚一职的毕沅所撰写的《关中胜迹图志》：“《雍胜略》说：灵囿在长安西四十里，跨鄠县境。今旧阯无存，惟灵台故基岿然，在沣河西岸，秦渡镇北。明秦藩改为佛寺。臣于乾隆三十九年亲往，相度加修葺焉。”根据毕沅文，建于明朝，应为可信。平等寺内台基上的文王阁，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年）。康熙时，户县籍著名学者王心敬《灵台创修大圣文王庙疏引》记：“某常有事于沣水，未至之前，必庆此行真平生之幸，得亲见大圣之遗迹，且意其上应有崇阁丰碑。乃至其上，而故台岿然，弥望荒芜，一亩之宫、三尺之碑无存，肃然意伤者久之。……如此圣灵，如此明地，独无有溯厥渊源、筑宫墙……者是何？灵台之在丰京，则为文王当日之所经营，以辨云物、察灾祥，而加惠于周人。遗迹载在《图经》，艳传宇内，迄今阅数千年矣。海宇好古之士，无不思一睹以为快。盖重灵台思文王而不得见，见当日所经营而成之遗台，犹如见文王也。”昔日修建灵台，“丰人欲为未为之公志，其乐输襄事者应且人人恐后。当日斯台之经营也，不日而成，今日此宫之创始也，亦且成以不日。”清乾隆年间，巡抚毕沅重新修葺立碑。到清末民初之时，文王阁已经破败不堪。从年国内著名的学者邓之诚先生赴陕考察时所拍的灵台照片看，文王阁残破不堪，周围一片荒芜苍凉。这样的景象，和我儿时的记忆相当。现在的文王阁，是年前后在原址上按照原有式样重新修建的，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建筑风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枯骨塚”遗址却由于城区扩大，荡然无存。这些古遗迹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为人们所知。庆幸的是，历史文献的存在，为人们保留了丝丝记忆。墩台、西庵墩台和西庵是秦镇城外的两个高大的土台，墩台在秦镇的正南数百米的地方，而西庵在秦镇的西门外稍西一二百米位置。小时同伙伴们在上边玩耍，只觉得在平平的地面，突起一个高台，站在上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极目远望，沣水汤汤，从古镇的东边流过。被称为“南山”的秦岭山脉如翠屏峙立，郁郁苍苍。脚下的田野，一望无际，微风吹过，绿色的涟漪，波浪起伏。这两个高大的土台，像两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俯视着古镇的沧海桑田、荣衰变迁，不声不响，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大地。位于城西的土台周围，原为“真武祠”，创始年代不详。后“全真”王重阳的弟子马钰（丹阳子）、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四位真人在此“言志”，后“相揖而退，各居一方，刳心练形，全精固气，莫不确然。各以大事因缘为己任。自是，祖师之道风行天上。”（元至元二年《重修四真堂记》碑文）。故此称为“四真堂”，亦称“志道观”。因其在秦镇西，故当地人称为“西庵”。观中有水井一眼，据传马钰（马丹阳）曾于此取水炼丹，故名“丹阳井”。明嘉靖元年腊月，曾在朝廷任吏部考试郎中，著名文学家王九思所撰写的《延龄会记》碑文中，记述了该道观的创始过程：“自胜国（指前朝）时，王重阳羽化，创建祖庭，筑别宫于此。其后，徒四人者马、谭、刘、丘，有志于道，插柳为期，而兴于此地，故称为‘四师堂’。至我明兴，有道士孙碧云尝居于此，奉诏入对，天子嘉之，乃名‘志道观’。”清康熙《鄠县志》也有记载：“四真堂，宋重阳王真人演教之所。马、谭、丘、刘自山东来，受业于重阳，分志插柳，各自为踪，遂名‘四真堂’。春夏之交，仙柳争荣，绿荫茂密。更元宋，柳枯。入国朝洪武初，敕赐‘应梦真人’孙碧云，游历终南大华，经历于此，仙柳枯而复荣，乃复立观。亦一异也。”到明朝嘉靖时，这里已是绿柳成荫，郁郁葱葱。王九思《延龄会记》记载：“其殿宇静深，其卉木蓊郁，翛然绝尘，真物外一佳境也。”观中的主持叫王崇玑者，召集镇中王斌、王文等十三位老翁在此集会，“会以朔望，推一人为主，方其酒酣耳热，高歌击筑，起舞翩迁，飘飘然若乘虚御风。”此情此景，与当今大娘、大婶们的广场舞何其相似！只是角色发生了转换而已。遗憾的是，这座在全真教兴盛时规模宏伟的道观，随着全真教的衰落，逐渐荒芜倾圮，到解放时仅剩下一座不大的房屋。解放后，最后住在道观中的崔姓人家也从中搬离。这两座土台，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只剩下光秃秃的大土堆。随着生产队农田基建和积肥、基建用土，两座年代久远的墩台，彻底从视野中消失。至于这两座土台到底是什么来历？没有人能说清楚，有人说是烽火台遗址，有人说是瞭望台，用于防匪患之用；也有人说是古时的祭台，祭祀天地、各方神灵的地方。最终真相，有待专家最后揭秘。丰宫与城墙秦镇西门和北门城楼上分别镌刻有“丰京盛地”和“襟带镐京”的青石匾额，向人们昭示，这里是西周丰京旧地。查阅地方志资料，这里正是西安地区第一个王朝都城西周丰京、周文王“丰宫”的旧址。在西晋杜预《左传注》中就有：“丰（京）在始平鄠县东。”的记载。后来有唐李泰《括地志》：“周酆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周酆宫，在县东三十五里。酆宫，文王宫也。《笺》：丰邑在沣水之西”的记述。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肇域志》则更具体：“秦渡镇，在县东三十里，沣河在其东。秦镇，即古丰地。丰宫，沣水之西岸也，旧丰城在焉。周文王酆宫在沣水西，去县三十里。”（注：古“丰”、“酆”同。）可以得知，秦渡镇即西周丰宫旧址无疑。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顾炎武。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子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学风严谨，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实地进行考证。一生辗转各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不反复考证，被认为是“乾嘉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著作。因恶讼避祸赴陕，定居华阴，寓陕十三年之久。27岁开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在陕期间，他踏遍了陕西的山山水水，对历史遗迹一一进行实地考察。《肇域志》这部历史地理名著就是在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丰宫及西周遗迹的记述具体而详细。按照他的说法“旧丰城在焉”，应该是可信的。这个“旧丰城”不是指整个丰京的老城，应该是“丰宫”的老城当时依然存在。对于丰京的位置，还有一种说法，民国《鄠县志》：“周丰宫，旧志一名酆宫，在丰水西，去县三十里。”“顾栋高《春秋大事记》谓，县东五里有丰宫。顾祖禹《方舆纪要》亦云，然今考兆丰桥东旧有文王庙，在今治东五里，似即其地。”“兆丰桥东三里许有村曰周贵坊或即‘周官坊’之讹欤，以在周郊证之，兆丰桥为丰宫似亦可信，姑两存之，以待好古者考订焉。”对于此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中研院”考古专家在陕西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考察和考古挖掘。参加这次考察的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活档案”）在他的《传说中的周都的实地考察》考察报告中有以下论断：“丰是周文王的都城。但是它的位置，尚不能十分确定，约有以下数说：1、《说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2、《后汉书.地理志》：酆在京兆杜陵西南。3、《史记周本纪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4、《诗经》郑注：丰在丰水之西。5、《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6、鄠县人王觉生先生云：鄠县东五里兆丰桥为古丰遗址，其理由有三：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文王迁丰注下有：今鄠县东有丰城。⑵有文王庙。⑶附近有村曰周贵坊。周贵坊为‘周官坊’之转音。周官坊者，周公作《周官》之处。以上六说，可归纳二地，一是鄠县东，秦镇北的灵台，主张在杜陵西南，或鄠县东三十五里，或丰水之西，或鄠东灵台的，都是这个地方。另一个是兆丰桥。只有今人王觉生氏主其说。”“兆丰桥，在鄠县东约五华里，村以桥得名。桥为万历年间所修。该处地甚低下，潴水颇多，村子在水中央，好像湖心岛的形势。在附近没有找到灰土的痕迹及遗物的存留，而且这种地形也不合乎古代居住遗址的条件。至于那些文王庙、周贵坊等，都是近代的营建。”基本上否定了丰宫在兆丰桥的说法。（原文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清康熙前，移居秦镇者均围绕丰宫老城而居住。20世纪70年代，秦镇中学基建时，挖出一方《明故处士罗公、孺人刘氏合葬墓志铭》，其文就有：“其先人世鄠人，傍古丰秦渡家焉”的说法。丰宫老城在镇中心，而且早已坍塌，废墟形成高台，街坊建于其上。镇区外围无城，故旧《志》有“镇前无城”之说。秦镇外围城墙修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为时任鄠县令的芜湖人张世勋修筑，后来又有光绪年间的筑城。同治初，城中大量的房屋及庙宇楼阁被回民起义部队焚毁，城墙倾毁严重，所以有光绪十八年的修城之举。主持光绪十八年城墙修建工程的是秦镇籍的恩贡路振铎，人称路二先生。据说，路二先生为一教师，家中并不富裕，只是在同治年间在长安大原村教私塾，是清光绪时任清廷总理衙门的总理大臣赵舒翘的启蒙老师。在修城时资金短缺，路捎话给赵舒翘，赵派人协助募集修城资金，工程才得以完成。为此，笔者专门查了《民国鄠县志》，在卷四选举卷中确有恩贡路振铎，在《封赠》一章中又有“路振铎，诰封朝议大夫”（四品官职。始置于隋，散官名，即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约略于现代政府机关中的参事室参议员、调研员）的记载。从县志《封赠》一章可以看出，凡受封赠者，大都与其子孙在朝中担任官职有关，而独独路振铎没有子孙任职朝中的记载，与家属任职无关。这种奇异的现象，进一步佐证了传说的可信程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仍存在的秦镇城墙，共有五座城门，分别是东南的南门（也称洪南门）、正中的大南门、西南的“小南门”、以及西门和北门。城门上镶嵌有青石门匾，分别为“沣水凝辉”、“千岩竞秀”、“终南佳胜”、“丰京盛地”和“襟帯镐京”。城门一律为型号较大的青砖砌成，上有城楼，飞檐高挑，宏伟壮观。城墙用三合土打成，高两丈有余。五六十年代，儿时的我们在城上玩耍时，城墙的顶部大约在四、五尺宽，相隔数十米之间还有四方形的敌楼（箭楼）。年后部分城墙倒塌，整个城墙时断时续，但是除城门上的城楼已经倾圮，城门基本完好。秦镇的城墙还有更神奇的地方，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秦镇的城墙恰巧是五个城门。这有可能是沿袭了西周丰宫城墙的原有规制。年的河水泛滥对城墙破坏最大，整个城墙外围全部泡在水中，城门被堆积的沙袋泥土封死，秦镇变成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对于年6-7月的大水灾，很多过来人仍然心有余悸。据《户县志》记载：“7月17日沣河发洪，淹地13万亩，倒房余间。”由于长时间的暴雨，河水暴涨，水位居高不下，河堤决口，沿河田野一片汪洋。水位高涨，高大的城墙被浸泡在大水之中，水位外高内低，内外高差两米以上。值得庆幸的是坚固的城墙抵挡了迅猛的洪水冲击，否则，城内民众险遭鱼鳖之殃，城墙功不可没。虽然城墙坚固，但内外压差过大，管涌时有发生。6月19日，位于南城的城墙出现管涌，洞口迅速扩大，在堵管涌过程中，秦一村的杨成良、武余良两人光荣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说起丰宫，按常规来说，凡宫都有宫墙。在传说为丰宫遗址的当阳堡、中兴堡即陆家堡的周边原有一圈低矮的土墙，按其规模大小与宫墙相差甚远。听老人说，在这一片遗址区内，原来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兴国寺，这一圈围墙应该是寺院原来的围墙。丰宫的宫墙在哪里？从现在的秦镇街道的布局，主要的两条大街西街和南街都建在一个高台之上，宽约50-60米，和相邻的地域高度相差2-3米以上，而且沿着最南端，被称为楼下坡的地方向西延伸，由西街的药王楼附近向南延伸，相互交汇，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方框，这个长方形的框的高度大致相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在这个长方形的每一个角上原来都有一座楼阁。东南为无量楼，东北为孤魂楼，西北为药王楼（西南角也应该有楼，但具体名称不详）。现在的西街、南街都是在清同治之后的光绪年间重建的。这四条街道（西、南、西巷、楼南堡）是建在城墙废墟之上，这个框形台地正是丰宫城墙的位置。遗憾的是，丰宫遗址遭到人为破坏，没有遗留文物。能够证明丰宫存在的文物唯有“丰宫瓦当”。据嘉庆《长安县志》记载：“丰宫瓦，出于长安西南土中，周列四种神，中作丰字，篆笔。周丰宫在长安、鄠县境内。”按照《长安县志》所指出土地点，当指秦镇附近无疑。查阅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丰宫瓦当，瓦当径六寸，四方朱雀、元武（玄武）、青龙、白虎，四形中一古丰字（篆书），今藏嘉定钱氏（清末嘉定钱东垣）。民国《陕西通志稿》、《长安县志》及《鄠县志》金石卷均有记载。九楼十三堡秦镇的“九楼十三堡”远近闻名。但是，从清朝光绪之后，人们仅见到的只有“药王楼”和“火神楼”两个阁楼。关于“九楼十三堡”，《户县志》编辑之一的王景民先生在他的《秦渡古镇》一文中曾做过记述：“镇内除南北西成丁字形的三条商业大街外，又有十三各村堡，即薛家堡、高家堡、连城堡、楼北堡、楼南堡、楼西堡、壕六堡、通城堡、陆家堡、单家堡、孙家堡、四六堡、中兴堡。并在镇内相继建造了日月楼、药王楼、孤魂楼、花楼、土地楼、无量楼、玉皇楼、火神楼、等九座楼，因此有‘秦渡镇九楼十三堡’之称。”十三堡的大致位置：从北门开始，路西第一个巷道即高家堡，第二个为薛家堡，这两个堡子今仍在，只是居住人家减少。这两个堡子的西南就是楼北堡，原来有两条巷道，东西向。向西去是从药王楼通往土北门的大路。所谓土北门，是以后在北面城墙的最西边挖开的一个豁口。连城堡在楼北堡和小学之间，堡子已不复存在，成为新开的南北大街（当地人称为“二十四米大街”）。而位于西街最西边的是楼西堡，向东依次排列着壕六堡、四六堡。四六堡东边的中兴堡和陆家堡为东西向，从北向南依次排列。通城堡为南北向，在中兴堡和陆家堡的东边。通城堡又称“当阳堡”，当地人称“当家堡”。当家堡、四六堡、壕六堡已重新改变方向，和中兴堡、陆家堡彻底贯通已经形成新的街道。南边最后一个东西向的街道叫“西巷”，在这个街道的南边即是单家堡，孙家堡在西巷的尽头。这两个堡子的位置没有变动，不过东西贯通向西延伸，形成更宽更长的街道。另外，四六堡据一些老人讲，应为“寺里堡”，“壕六堡”应为“壕里堡”。这两个堡子的形成都与“兴国寺”有关，位于“兴国寺”里，或者在寺的旁边，故而称作“寺里堡”或“寺邻堡”。处于壕沟里边，则称“壕里堡”。连同中兴堡、陆家堡、通城堡，据传是西周王宫的位置。可惜，年代久远，没有留下一丁点痕迹。另外，秦渡镇南门里还有一个堡子称“仓家堡”，未入十三堡的行列，但是，查阅民国《鄠县志》，秦渡镇内堡子中有“仓家堡”。九楼的大致位置：火神楼位于南门内，无量楼位于楼下坡，孤魂楼位于丁字街西大约50米位置，花楼在北街中部，药王楼在西街楼南堡这一位置，然后稍西为玉皇楼，腊八楼还在玉皇楼的西边。土地楼的地址不详。根据薛思达先生撰《秦渡镇近百年事略》中药王楼的修建年代，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而文革中拆除的药王楼，为光绪六年重建。据记载，原楼为四柱三层，后建为八柱两层。据一些高龄老人说，秦镇九楼除位于南门的火神楼未被焚毁，其余均毁于同治元年的回汉冲突之时。解放后大家看到的城隍庙戏楼、“老爷庙”（关帝庙）献殿都是光绪年间重建的。这九座楼阁应建于康熙以前，甚至更早。其中的腊八楼，应为“八腊楼”之讹。“八腊”，本为古时祭祀之名。夏时称“嘉平”，殷代称“清祀”，周时称“大腊”。旧时于每年建亥（腊月）在农事完毕之后，祭祀诸神，以祈祷来年的丰收。所谓八腊即为八种神：一为先啬，即神农；二为司啬，即后稷，相传其为母所弃，故名弃，后为舜的农官，封于邰，号后稷；三为农，即古之田畯；四为邮表畷，邮为田间庐舍，表为田间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连缀；五为猫虎。六为坊，即堤防；七为水庸，即水沟；八为昆虫，即蝗螟之属。后来，在北街薛家堡口的“无量楼”（清光绪后建）上，供奉的“八弟兄”神，即“八腊”。“孤魂楼”，有人称“骨魂楼”者，实为“孤魂”之讹；这座楼同北门外的“孤魂庙”相同，为纪念周文王修灵台时埋葬无主尸骨的好生之德而建。至于麻市口的“土地楼”，楼北堡的“关楼”、薛家堡口的“无量楼”等楼，并非所说的老“九楼”，这些都是光绪年间重建的楼阁，规制较小。这些楼阁，除了北街的无量楼（无梁楼）因为全砖石建筑未被拆除，其他于年左右由于秦镇小学修建教室时因缺木料被拆除，而“无量楼”也在文革前后倾毁。位于西街的“药王楼”，楼上除了供奉着“药王”孙思邈之外，还有文昌帝的神像（原来在文昌庙中，不知什么时候移至药王楼）。药王楼前耸立着一对高大的铁旗杆，为乾隆八年所建，年前后，被拉倒送进大跃进的“炼铁炉”。另外，位于南街的“火神楼”，20世纪40-50年代时仍在，后因年久失修倾毁。人常说：“城隍庙对戏楼”，在城隍庙、关帝庙、药王楼前都有戏台或戏楼。其中城隍庙的戏楼最大，宽五丈余，宏伟高大，非常壮观。年“文化大革命”，药王楼、戏楼被作为“四旧”拆除。从此“九楼十三堡”成为记忆，永远留在了传说之中。神庙、寺院和宗教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民等下层群众，始终在温饱的边缘上挣扎。政治的腐败，思想上的愚昧，文化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了广大群众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鬼的护佑之上，统治阶级也以此作为愚弄百姓，笼络人心的工具，所以形成民间强大的求神拜佛的热潮，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据粗略通计，解放初，秦渡镇内有大小庙宇及寺观十三、四座。除了前边所说的“志道观”外，还有关帝庙（明代称“义勇王庙”，当地人称‘老爷庙’）、城隍庙、文昌庙、马王庙、三官庙、小关庙、马脚庙（即八腊庙，也称八弟兄庙）、土地庙、疮神庙、菩萨庙、及药王楼，另有佛寺“白云堂”和基督教教堂一座。这些还不算供奉在各村口小阁楼之中的神祠。据说，在现在的中兴堡、陆家堡位置原来还有一座非常大的寺院——兴国寺，寺院的山门远在长安的南留村附近，根据以后的村落位置，应在光绪十八年之前已不复存在。据八旬多的薛维城老人重复其伯父薛思达先生的说法，“兴国寺”、“城隍庙”等在清同治元年的“回乱”中无一幸免，均被废毁。城隍庙以后重修，而兴国寺却寺毁人亡，不复存在。关帝庙位于南街楼坡十字西巷街首，解放后长期为区、镇政府机关驻地，二十世纪末，政府机关搬迁，此地沦为寺院。二十一世纪初，在清理关帝庙废墟时，挖出乾隆二十八年的“重修关帝庙记”和“关帝庙平面图”两方石碑，从而得知，该庙宽约五丈有余，进深十余丈。三进，最外为门房，门外有高大的铸铁旗杆，两边的石狮雄伟壮观。对门是高大宽阔的戏楼。走进门，院子的两边各是钟楼和鼓楼。穿过中间的甬道，进入眼睑的是三间高大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即关帝庙的献殿。沿着献殿两边的画廊前行，就是后殿小院的门楼。从门楼进入一独立小院，一座规模宏伟的五间大殿进入视线。院中硕大的铸铁香炉，烟雾缭绕，将整个庙宇笼罩在虚幻缥缈之中。关帝庙始建年代，及以后的几次修葺，明代王九思《秦渡镇重修义勇王庙碑楼记》有记：“王之祠成自大元初年。建讫，我朝弘治三年疏漏重修。又迄六十余稔之后，历岁滋久，殿宇疏漏。在镇之善士韩世达、李孟秋等一十五人，见其若是，首出己财，鸠木募工，遂建钟楼、碑楼二楹”。如今，关帝庙的旧址仅存一献殿，为清光绪七年在原址上重建。解放后被政府占用，现为一佛寺。秦渡人对关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为关公忠诚、讲诚信，这些正是做生意的根本，故而尊崇关公，被奉为“武财神”，尤得崇拜，香火非常旺盛。镇内最大的庙宇当数“城隍庙”了。说是城隍庙，实际里边除城隍外，还有其他几座庙。进入牌楼之后的大门，首先进入视线的是西边一小院，这里是原“文昌司”的所在地，也是“秦镇小学”的创始地，年，薛思达先生的父亲薛有恒老先生在此院中办起了秦镇第一个民办学校。院内北边有一高台，高台之上一座高大雄伟的殿宇，就是秦渡镇的“文昌庙”，也称“文昌祠“。现在问起一些老人，文昌庙里的文昌帝是谁？好多人认为应是孔子，孔圣人。实际文昌帝另有其人，即梓潼帝君。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代加封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在采访九十几岁的张德琴和韩印玺两位老人得知，秦渡镇从清光绪年间起，成立一“文昌司”的民间组织。“文昌司”设在文昌庙内，成员为举人，十人左右，管理教育以及祭祀事务。镇内回乱后有53间公共街房，以房租维持平时的费用支出。文昌庙北边台下（台阶高3-4米）为“枋神庙”，香火也很兴盛。再往前走有两座神殿东西并列，东边为“马王庙”。位于正中的则是这座庙中的正神——城隍。城隍者，城墙及护城河。古人期盼社会安定，太平祥和、，故以此为神。正如明代鄠邑太史王九思所说：凡能防御大灾或能抵御大祸者，人们就会去祭祀它。而高墙深池，有金汤之险，有护卫之功。得到庇护的人们溯本追源，就会以祭祀谢神，感谢其护佑的恩惠。（原文：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而高墙深池有金汤之险，有蕃卫之功，故获其安者思其本，蒙其庥者报其功。）担任此神者，各地说法不一，有说是楚汉战争时期假冒刘邦而被项羽活活烹死的纪信，而长鄠两县则另有说法，说清廷总理大臣赵舒翘，得罪洋人而被慈禧赐死，死后在长安王曲做了天下的总城隍。据说，有人还亲眼看到过赵舒翘的仪仗车队，说得神乎其神。此说未必当真，折射出芸芸众生的人心向背。这里50年代初开始，已经扩大为小学校园。凡在这里上过学的人，对神的事已经知之甚少。听薛思达老人曾讲，城隍庙原来的规模非常大，内部的殿宇延伸至操场以北。同治回乱毁于大火。后来的庙宇是光绪年间新建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教为主，与道教、佛教融合并行，从户县境内起源的“全真道”正是秉承了这一特点，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将三教教主并列推崇，谓“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牌”，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敬》为全真道士必修经典。宣扬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狱”、“火宅”，劝人“跳出樊笼”，看破功名富贵，学道炼丹，以离“苦海”，而且否定了旧道追求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无法实现的目标，而讲求“阳神”、“真性”不死。这在当时外族入侵，国土沦丧的金元时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能够流行于大江南北。“全真教”对秦渡地区以后的宗教信仰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里的群众对儒、佛、道三教有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基督教则是光绪二十九年（）由英国人孙香甫传入户县，时白羊寨信奉基督教的王树堂由洋县返回协助传教。宣统元年，美籍牧师任道真以县城为总堂，先后在秦渡镇、白羊寨、兴盛滩等地设支堂（分堂）。后挪威籍牧师王耀吉在秦渡镇建教堂并负责户县基督教事。秦镇西巷的教堂，据《户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由王耀吉牧师主持修建，王树堂主领施工。共有房产11间，其中教堂5间。教堂建成后，王耀吉主持。年张葆康（秦渡镇人）主持。年王安邦（秦镇楼北堡人）主持。年闫锡成（秦渡镇人）主持，至“文化大革命”被拆除。年将秦一村木头市东侧的5间公房作为活动场所。年重建，教堂房产十间，其中教堂5间。每年的二月二、四月八、八月六日是秦镇的古会，也是药王庙、城隍庙、关帝庙（老爷庙）的庙会日。药王楼、城隍庙、关帝庙前的戏楼都会有大戏演出，街头人头攒动，台下熙熙攘攘，饮食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也是秦渡镇最热闹的时候。丰国，明堂与周公周文王姬昌发兵于岐山，后来讨伐犬戎、密须，打败耆国，伐崇国，建丰京，到武王伐纣时，西周已经拥有殷商三分之二的国土。灭殷之后，大封诸侯。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和采邑制。《左传二十八年》有：“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也有：“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天下，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国。”将关外的大片国土分封给皇族子弟及重臣。太公望是第一个被封的人，武王把他封在营丘，国号齐。将召公奭封在燕，叔鲜封在管，叔振铎封在曹，叔武封于成，叔处封于霍，其余的人各自按照顺序接受了分封。后来因成王与唐叔因“剪桐叶”游戏，成王封唐叔于晋等等。对于在王朝任职的公卿大夫，则采用采邑制，分封给他们京城附近的土地，采邑之地的税赋收入归采邑主，作为官爵的俸禄。当然，这里也有安置最信任的子弟守卫京师的意图。周公旦封在曲阜，国号鲁，采邑为周（今陕西岐山一带）。《史记.集解》说：“谯周曰：‘以太公所居周地为采邑，故谓周公。’”《索引》也说：“周地在岐山之阳，本太公所居，后以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左传》：“毕原丰郇，文之昭也。”毕、原、丰、郇等，既是侯名，又是采邑名。文王死后，武王将京城移至镐京，丰京原有的宫殿成为文王祖庙。将这片土地封于丰侯为采邑，由其管理，征收赋税，称之丰国。丰国延续二十几年，丰侯酗酒成性，最后被成王罢黜，丰国绝封。成王十九年，成王巡视全国，慰问诸侯，同太子钊一同回到京城，整饬百官，惩戒酗酒，罢黜了丰侯。丰侯，名字不详。《姓纂》引《世本》说：“酆为文王子酆侯之邑。殷商时丰为崇侯虎之国。周文王灭崇而有其地，遂定都于此。《诗.大雅.文王有声》所谓‘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也。武王迁镐以后，封其弟为丰侯，采邑文王旧都。”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九说：“丰侯者，盖亦武王庶弟，封于丰地为内诸侯，使奉文王之庙也。”这件事还有文献记载：《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九年黜丰侯。”阮谌《三礼图》说：“丰，国名也，坐酒之国。”崔驷《酒箴》：“丰侯沉湎，荷罂抱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李尤《丰侯铭》有“丰侯荒谬，醉乱迷失。乃像其行，为礼戒式。”从文中看，当时还叫人以此作画，示之于众，告诫大家要引以为戒。成王所黜之丰侯，即始受采邑的第一代丰侯。西周初，殷纣王沉湎于酒色，误国祸民，记忆犹新。惩于殷鉴，周公等三令五申，严禁酗酒。《尚书》中的《酒诰》、《无逸》等篇及《大孟鼎》铭文都有告诫群臣，不许肆酒的内容。可是丰侯却无视禁令，身为成王叔父而带头酗酒，遭到黜罚，并被当做反面教员，是罪有应得的。丰侯被黜之后，采邑绝封。成王十年，周公入住丰邑。提起周公，这里无论大人小孩都很熟悉。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弟弟。秦镇紧西的王渭村，据说与周公有关。村中的十几户姬姓人家，传说可能是周公的后人，而户县县城西街的姬姓大户确确实实是周公的后裔，县城西大街姬家文家藏的《姬宗世谱录》有证。《姬宗世谱录.世系谱记》语：“世祖周公讳旦，因武王有天下，追文王祀于宗庙，遂不敢宗王室，而以周公为始祖。”从北宋大儒明道先生（程颐）为《姬宗世谱录》所写的序言：“嘉祐庚子之冬，调鄠县主簿。窃念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意先圣遗迹犹有存焉者乎？甫莅任，急为采访，于古陵得拜王季于西郊，于沣水之东见丰宫、辟雍遗址；于东郊获遇灵台、灵沼、灵囿旧迹北至咸阳，拜文武成康周公鲁公陵寝，圣君哲相洋洋如在，仰止夙愿已属克遂。而致祭之时，见有衣冠来谒，陪祀行礼者则姬公讳辅也。询其履历，乃元圣周公六十二代。温文儒雅，洵有圣人风度。”如上所述，户县姬姓为元圣仲子仲翼之后无疑。据《史记》记载：武王死后，成王幼小，周刚刚平定天下，周公怕诸侯背叛周，便代成王主持国家政事。管叔蔡叔等兄弟怀疑周公，和武庚一起作乱，背叛周。周公奉成王之命，讨伐处决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晋唐叔获得吉祥的谷穗，献给成王，成王把它送到周公的驻兵之地，给了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这些谷穗，宣布了天子的命令。当初，管蔡判周，周公讨伐他们，三年完成平定，所以作《大诰》，其次作《微子之命》，又其次作《归禾》，又其次作《嘉禾》，又其次作《康诰》、《酒诰》、《梓材》。周公执政七年，成王长大了，周公把权力还给成王，从此面向北站在群臣的行列之中。据文献记载，周公在摄政期间，在丰宫城内明堂，主持朝政。《礼记》云：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须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矣。”郑玄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倍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也。”据顾炎武《肇域志.鄠县》记载：“明堂，在县东三十里故城。周文王立，以重节俭。”《吕氏春秋》曰：“周之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简节也。”（茅茨蒿柱：茅草盖的房顶，以蒿为柱。《大戴礼.明堂》：“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土阶：夯土为阶。谓宫室简陋。）西晋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记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这是一部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及成王在丰的活动。成王七年（公元前年）周公还政于成王。春天的二月，成王到丰京（丰宫。原文：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这件事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孔传》中记载：“周公摄政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己望后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从镐京则至丰。以迁都之事至文王庙，告文王。”成王十年（前）周公旦离镐京居处丰京。（原文：十年，周公出居于丰。）十一年，春正月，成王去丰邑。（原文：春正月，王如丰。）《笺》按语引《通鉴纲目前编》语：“成王十有一年，周公在丰作《无逸》曰：‘君子其所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孔疏》曰：“是时，公在丰，而王亦如丰，公故作《无逸》以戒之。”（当时，周公在丰京，成王也去丰京。因而，周公撰写《无逸》告诫成王。）成王十九年，成王巡视诸侯，偕康公一同回到京城，随即整饬百官，罢黜丰侯。（原文：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归于宗周。遂正百官，黜丰侯。）《笺》按语中引《书序》语：“成王罢黜殷侯，剿灭了淮夷后，选择回到丰，编撰《周官》书。”（原文：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选归于丰，作《周官》书。曰“惟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是其事也。”陈氏曰，《书》言归宗周，乃镐京，非丰也。然镐京甚近，故只以宗周言之。兼是时，有黜丰侯之事，其在丰无疑。）《史记》也说：“成王居处丰邑，天下已经安定，周朝的职官和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制度，于是周公写了《周官》，分别规定各种官吏的职责。又写了《立政》，以便利百姓。百姓都很喜欢。”（原文：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正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至于成王罢黜丰侯的爵位，《左传》富辰说，丰侯，是文王的亲儿子。（原文：丰，文之昭也。昭，宗庙制度的昭、穆之分，区分长幼、尊卑。父为昭，子为穆；嫡为昭，庶为穆。这里指嫡亲。）杜注：“丰国，在始平鄠县东。”二十一年，周公在丰邑逝世。（原文：二十一年，周公薨于丰。）二十二年，葬周公于毕。从《竹书记年》中可以看出，成王罢黜丰侯的第二年，周公就入住丰宫，至成王二十一年，在丰宫居住了整整十一年，这还不包括在摄政期间在丰京住的岁月。西周遗留下的大型文献《尚书》中很大一部分文献都是在丰宫内完成的。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周公摄政时在丰宫接见诸侯，处理朝政。执政七年，还政于成王。成王十年，周公回到丰宫，为文王守庙，直至二十一年逝世，一直没有离开丰宫。除其他文诰之外，在这里他修订了西周王朝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大纲--《周官》，也称《周礼》，分别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设置和职责，奠定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权机构的组织框架。周公死于丰，葬于毕，周成王破例，允许鲁侯按照王的标准祭祀周公。古文献记载：“周公致政封鲁，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欲事文武之庙。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及死，成王葬于毕。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庙，死欲聚骨于毕。”毕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间。故鲁郊，成王所以礼周公也。”周公一生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武王薨，周公摄政，遭流言蜚语。移居洛阳，主动请缨，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布政务、朝诸侯；修典章，制礼乐；礼贤才，一饭三吐脯。周公死后，成王不敢按大臣礼葬周公，葬周公于毕原，与文王和武王葬在一起，肯定了周公的不朽功勋。数千年以来，周公已成为人臣的楷模，百世流传，千古不朽。秦渡镇附近这片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祥之地。秦渡、草堂与鸠摩罗什西域僧人鸠摩罗什译经的草堂寺离秦渡镇不远，不过七八公里地。草堂寺和鸠摩罗什，与秦渡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后秦弘治三年，姚兴在户县东南圭峰脚下建逍遥园，迎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入园译经，才有在沣河设渡之举。辛亥革命前夕（-年），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循着姚兴鸠摩罗什的足迹，探访逍遥园胜迹。这是他当时的记述：“由西安南门向西南行走四十里，渡过沣水，到达被称为秦肚（秦渡）的地方，再往西走二十里。抵达终南山的大峡谷—子午谷，谷口屹立的山峰就是圭峰。圭峰的北麓，就是昔日逍遥园的旧址，现在已成为草堂营的荒芜寒村。《长安志》卷五载：‘姚兴常于逍遥园引诸沙门，听番僧鸠摩罗什讲佛经，起逍遥宫。’这里提到的地方，就是逍遥园的旧址。唐武宗时，定慧禅师建草堂寺于此，其后唐昭宗曾敕令重修，今寺址仅存草堂营田圃中的一座小刹。虽不能看到逍遥园中的殿堂，但其天然形势犹未变更。虽略带荒芜的凄凉景象，但在旁屹立的观音山、圭峰山、紫阁山，以及沣峪、子午谷、高观潭等胜景，为其增色不少。当日落终南之时，淡淡的烟雾，摇曳于圭峰之巅。这种壮观的景色被称为‘草堂烟雾’，为关中八景之一。难怪自六朝以来，长安的王侯贵人以此地为营建别墅之所。这也是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逍遥园的一个原因。”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关中地区战乱蜂起，处于军阀割据，动荡纷乱的年代。先后经历了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占领和更替。后秦姚兴执政期间，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姚兴不仅提倡经学教育，大振儒风，对推崇佛教信仰也是不遗余力，史载“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特别应指出的是，当时关中的佛教迅速地发展，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中心之一。为了建立一个以佛教为主的理想世界，助兴后秦之佛教，姚兴迎鸠摩罗什入关。鸠摩罗什（-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不空、玄奘齐名，并称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各国完成了佛教由小乘到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弘治三年（）五月，姚兴派遣陇西姚硕德西征后梁吕隆，吕隆军队溃败，至九月上表归降，引鸠摩罗什，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此时鸠摩罗什已年近花甲，姚兴待以国师之礼。次年，又敦请他到逍遥园翻译佛经，又遴选沙门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参加译场。鸠摩罗什在逍遥园翻译佛教经典，后在园内建草堂寺，供罗什居住。由于鸠摩罗什译经场以草苫盖顶，故起名为“草堂寺”。对于逍遥园，志书有记载：《长安志》：“逍遥园，姚兴常于逍遥园引诸沙门听番僧鸠摩罗什讲演佛经，起逍遥宫，殿庭左右有楼阁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绳大一围，两头各拴楼上。会日，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过，以为佛身相遇。澄玄堂，在逍遥园内。”《鄠县志》：“姚秦逍遥园：姚秦时园也，有须弥山波若台。草堂：《长安志》：“在御宿川圭峰之下。本姚兴草堂，即逍遥园也。鸠摩罗什译经处，后为禅院。罗什死，焚之，其舌不坏，塔形甚古云。”其石为西域所贡者，今犹存龛以亭景，曰‘草堂烟雾’。”姚兴是一个虔诚而狂热的佛教徒，据《晋书》记载，姚兴寄托心意在佛道上，公卿以下官员没有不钦仰归附的，沙门从远方而来的达五千多人。在永贵里建起浮图，在中宫建波若台，坐禅的沙门经常有上千人。州郡受到影响，事佛的人十有九家。姚兴经常要去逍遥园，沣水滔滔，一河阻隔。为了来往方便，秦帝姚兴在周丰宫遗址附近设渡，后人故将此地称之为“秦渡”。有人说在此铺设舟桥，还有人说以船为渡，孰是孰非，已无从考察，但这里设渡，却是千真万确，至于当初是舟桥还是轮渡，已无关紧要。遥想当年，姚兴送罗什赴园之日，长安城内万人空巷，沣河渡口人头攒动。旌旗猎猎，仪仗肃穆。朝廷官员、沙门信众纷至沓来，虔诚膜拜，如众星捧月，渡水一路西行，浩浩荡荡。姚兴到逍遥园，领着沙门们在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绎解说佛经。《晋书》称：鸠摩罗什通晓华夏语言，阅读旧经时，发现有许多乖谬的地方，和原文本不相符，姚兴和罗什以及僧略、僧?、道标等沙门八百人，依次拿出重要经品，罗什拿着原文本，姚兴拿着旧经，相互考订校勘，其中新的译文不同于旧译的地方全都符合道理经义。鸠摩罗什在长安生活了十三年，说法译经。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经》、《维摩经》、《成实论》、《阿弥陀佛》、《无量寿佛》、《首楞严三昧经》、《十住经》、《坐禅三昧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经》、《十诵戒本》、《菩萨戒本》、佛藏、菩萨藏等等。鸠摩罗什所译出的经典大多数是大乘经论，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宗派理论的形成有着划时代的影响：隋唐高僧吉藏以他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部论典为依据，创立了“三论宗”，尊鸠摩罗什为始祖，草堂寺作为鸠摩罗什的译经场，因而成为三论宗祖庭。“三论宗”在唐朝传入日本，日僧慧观。智藏、道慈先后来到长安，习修三论。公元十三世纪，日莲僧人依据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建立日莲宗，日莲宗信徒将草堂寺视其在中国的祖庭，并尊鸠摩罗什为初祖。唐宪宗元和年间，名僧宗密主持草堂寺，大事修葺。宗密承华严宗的澄观法师，阐扬华严宗义，被称为“华严五祖”。宗密圆寂后葬于圭峰山，世称“圭峰禅师”，故草堂寺又是华严宗的祖庭。鸠摩罗什译出《成实论》，并与门人僧睿等讲述之，昙影整理，分为五聚，僧导制作成实论疏八卷，后世诸僧奉《成实论》为经典，创立“成实宗”，这里也是成实宗的起源之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莲宗经常派代表团前来草堂寺参拜祖庭，还送来了鸠摩罗什的楠木雕像并捐资建起了罗什纪念堂，后来又捐资修建了气势宏伟、高大阔绰的藏经楼。日本人对佛教的研究令人叹服，“日莲宗”佛教代表团访问草堂寺，听县文管所工作人员讲，在介绍鸠摩罗什的国籍时，将其介绍为“印度僧人”，日本僧人当面指正：“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国，就是你们新疆的库车县。罗什大师是你们中国人。”鸠摩罗什羁留后凉十七年，对于中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语言文字上运用自如，又加上博学多闻，兼具文学素养，因此在翻译佛教经典时，自然生动而契合妙义，在佛教传译的里程上，创造了空前的情况。在短短十三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照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学各个宗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鸠摩罗什精通梵、汉两语，译经改变了过去直译（即音译）之法，采用意译，使国人更能直接领会佛教经典的思想内涵和禅意底蕴。前无古人，开创了意译一派，故被称为中国佛经意译第一人。他组织译出的经典，既能准确表达经文原意，而且文字优雅，行文流畅。译经时，罗什持梵经随口翻译，弟子们速记，场面宏大。译经的队伍非常庞大，在鸠摩罗什的主持下，译经场有译主、度语、证梵本、笔受、润文、证义、校勘等传译程序，分工精细，制度健全，集体合作。据记载，协助罗什译经的名僧有“八百余人”，远近求学的僧人三千之众，故有“三千弟子共翻经”的说法。其中的道生、僧肇、道融、僧壑被称为“什门四圣”，为后来鸠摩罗什创建的佛教宗派弘扬光大奠定了基础。姚兴也常往寺院助鸠摩罗什译经，“什执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到他逝世时，共译出佛经97部，总计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翻译外国经文的壮举，鸠摩罗什本人也成为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家中最早的一人（其余三人为玄奘、不空、真谛），草堂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基地。比洛阳白马寺还早的“白马招觉院”离秦渡镇不远，只有五六里地的北庞村，有一座具有多年历史的古老寺院，即被当地人称之为“庞村寺”的白马招觉院，也叫“白马寺”。这是一座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寺院。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一夜晚梦见一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聚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蔡愔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余人远赴西域求佛。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四十二章，并于永平十年在此地遇见伽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邀请二师来汉传授佛法。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经卷和佛像，随蔡愔一行来汉，最后到达洛阳。汉明帝专门为之建寺，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历史记载最早的佛寺。其实，还有一个更早的佛寺与这两位高僧有关，这就是位于户县东，离秦渡镇非常近的庞村寺。实际这座寺院的最初名称为“白马招觉院”，因白马驮经而得名。印度高僧伽摄摩腾和竺法兰永平九年到达中国后，在秦渡镇西约五六里的庞村附近建寺，这是最早修建的佛教寺院。二位高僧在这里开始传授佛教、弘扬佛法，直到永平十一年才迎至洛阳，它发生的时间早于洛阳白马寺。伽摄摩腾，中印度人，生卒于公元？-73年，简称摄摩腾。伽摄，即迦叶，为印度婆罗门之大姓，意为饮光；摩腾，意译为大象。他擅长礼仪，解大小乘经典，为天竺学者之师。据梁《高僧传》卷一记载，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人结伴前来中国后，合译《四十二章经》，这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竺法兰，中印度人，与摄摩腾同为天竺学者之师。译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等，可惜今已佚失。两位高僧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随着朝代更替，这座寺院的名称也不断的变更。初名白马招觉院，后西晋惠帝于太安元年（公元年）颁布圣旨重新扩建，更名为“行香院”（现寺中留有《圣旨碑》），并迎请主持高僧普觉法师入宫，以国师之礼相待，赐地千顷，造殿堂百座，瓦厦数千间，占地面积达66平方公里。唐高祖李渊武德初年（年），更名为“庄严院”，当时“广阁堂榭，楹满千所，广扬瑜伽秘典”，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密宗道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改为“白马寺”。据当地人传言，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曾在此留宿。元代，有西域番僧天明和尚，“入定睹其地内有光，白玉碧相，庞大居士者，同发善心，为修造主，于是合众施为殿阁寮堂”，改“行香院”，占地面积达24平方公里。金大定三年（年），礼部尚书李公奏准大定皇帝，敕建洪福院，故又叫“洪福院”。明洪武年间，山祖师云孤舟，广东人，见寺规模修理；又有南京博士王遵平，天下士知名，特望成一明胜，拜为门人，遂改“罗汉寺”。永乐三年重建后，改为“罗汉禅寺”。景泰二年（年）、嘉靖元年（年）及四十四年（年）数次修葺，“建画廊三十六楹，内绘佛祖源流，千龛万像”。嘉靖三十四年（年）地震，使两廊墙壁倾斜，寺内建筑遭到毁坏。于是，“诸僧议举主持深禄深遇，为人端谨，募缘善信而重修之，有仍其久而增饰之，有病其痹而鼎建之者，金碧辉煌，制度精密，笔绘洁整”.。这座神秘的寺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和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武则天执政时，户县曾出现了一个气焰熏天、飞黄腾达式的人物，名叫冯小宝，此人身材高大，面目英俊，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流落于洛阳街头，不知因何机遇，与武则天的爱女千金公主私通，后被推荐给武则天，成为武则天发泄淫欲的“面首”。为了掩盖其行迹，削发为僧，被封为“白马寺主”（主持），时人号称“白马招觉和尚”。后来，武则天为了使其身份尊贵，赐姓薛，与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绍攀上宗亲，改名薛怀义。《二十五史》之《新唐书..则天太后传》记载了其发迹过程：“太后下诏拆毁乾元殿建造明堂，派僧人薛怀义任使者监督工程。薛怀义，鄠邑人，本姓冯，名小宝，英俊高大，阴险狠毒，在洛阳闹市佯装疯子，与千金公主私通。公主上言说：‘冯小宝入宫侍奉。’太后就召入宫中与他私通，十分满意，太后想要掩盖此事，使他的名字能够列入可以自由出入宫门的名册中，就让他削发为僧，拜为白马寺主持。又诏让她与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绍攀宗族辈分，薛绍把他作为父辈奉事。给与他厩马，由宦官为他饲养。就是武承嗣、武三思都对他很恭顺。这时命他督修工程，役使士卒上万人，巨大的木料每根要用一千人力才能牵动。他又规划在明堂后面建造天堂，壮丽广深，仅次于明堂。两堂建成后，拜他为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胡人默啜侵犯边疆，拜任薛怀义为新平、伐逆、朔道大总管，率领十八位将军的兵力攻打胡人，宰相李昭德、苏味道担任他的行军长史和行军司马。太后自己起名武曌，改称诏书为制书，以周汉两代的王为二王，虞夏殷三朝的后代为三恪，剥夺唐宗室的名籍。拜任薛怀义为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命他与一群僧人伪造《大云经》，内容有神皇接受天命的事。太后对薛怀义的宠爱稍衰，而御医沈南璆得到宠幸，薛怀义十分怨恨，因此放火烧毁了明堂，太后觉得是一件羞耻的事，掩盖不加揭发，，薛怀义心中更加愤恨不平。于是，太后下密诏，命太平公主挑选身体健壮的妇人，把薛怀义绑缚在殿内，令建昌王武攸宁、将作大匠宗晋卿率领壮士打死他，用宫中小车载着尸体送往白马寺。庞村寺几经战乱，民国期间，仅存有山门三间，弥勒殿三间，天王殿五间，钟鼓楼东西相对，诸佛殿五间，大雄宝殿七间。这里是户县管理佛教的机构——僧会司的所在地。解放后寺内中轴线仍有七重殿堂，内有诸多佛像，均为密宗三头六臂忿怒像。千年古柏30余棵，石碑40余通。其中，寺内的“大鹏金子雕靠背”雕塑，与万花山五角攒角楼的精巧“暖阁”、祁村公输堂的“小木作佛龛”并称“户县三绝”。可惜在文革中被当成“四旧”全部毁坏。从《罗汉寺全图碑》看，该寺原来的规模不小。建筑排列整齐、错落有致。门前有石狮、望柱，中轴线建有金刚殿、天王殿、钟鼓楼、中殿、正殿、僧会司；东西两侧各建有珈蓝殿、水陆殿、地藏殿、祖师殿；画廊三十六楹，内绘祖师源流，千龛万像、碑亭、僧堂、库房等建筑30余座，颇具规模。现在佛寺，占地23.87亩，现存诸佛殿一座，面阔五间六楹，飞檐式歇山顶，外有回廊可通四周，面宽15.78米，进深11.72米。大殿中供释迦牟尼及观世音菩萨，两壁绘有宗教壁画。每间平身科一朵，角科出一挑，为仅存的一座古建殿宇。另存有舍利塔一座，有《西晋孝惠皇帝碑》、《罗汉寺重修碑》、《重修罗汉寺画廊碑》、《罗汉寺全图碑》、《尚书礼部洪福院牒》、《三教问答会名碑》等石碑六通，对佛教历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寺院现主持为如孝法师。在法师的推动下，寺院的基础建设正在进行中，从年“五一”举办准提七圆满之日正式开工，经过多方努力，两座框架结构，占地总面积平方米的准提修法堂、寮房、斋堂等已初步完成。年9月，被公布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秦渡人与戏秦渡镇，人称“戏窝子”。秦渡镇有三座戏楼，城隍庙前、关帝庙（当地称老爷庙）、药王楼各一座。城隍庙戏楼最大，五间宽，场地也大。临时当做戏院也不少，如“裕和家园子”、“张家园子”、“梅李园”，随时演戏，随时搭台。庙会报赛、逢年过节都唱大戏。这里是万商云集之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河南商人和商贩，还有民国时逃难来陕谋生的落户难民，这里是一个陕、豫、晋文化交汇之地。在这里演唱过“汉调二黄”，也演过“河南梆子”或豫剧。豫剧出名的有常香玉作主演的“狮吼剧团”等，曾轰动一时。户县是“眉户”的发源地之一。户县和眉县一带自古盛行一种民间歌曲，古称“清曲调”，户县人称之为“曲子”。眉户开始在关中地区流传，华阴、华县一带是周朝郑国地域，受“郑声”的影响，不断发展。所以，眉户有东西之分，这里应该是西路眉户。清朝乾隆年间，随着秦腔等各地戏曲艺术的发展，眉户逐渐被搬上舞台，形成一种颇受欢迎的剧种，在演唱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地摊演唱的形式。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板胡和海笛相辅，连拉带唱，既是演奏员，也是演唱者。民国期间，秦渡当地经常演唱眉户的民间艺人有数十人之多，活跃于街头巷尾。它不同于秦腔的高昂激扬，豪放粗犷，眉户的唱腔较为细腻委婉，优美动听，富于表现深沉、凄楚和悲痛。其唱本多为折子戏，如《张连卖布》、《脏婆娘》、《安安送米》、《杜十娘》等，新编剧目有《兄妹开荒》、《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等。现代剧《梁秋燕》是眉户剧的代表曲目，当时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一说。汉调二黄也是流传于陕西的一个剧种，即陕南花鼓戏。流行区域以秦地为主，关中一路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流行于富平、咸阳、凤翔、户县、临潼、蓝田一带。范紫东等人称之为“秦声吹腔，古调新声”，与现称梆子秦腔同源异流。据《户县志》记载“汉调二黄，清乾隆年间传入户县，在县城有两个戏班，秦渡镇、大王镇也曾有松散的戏班。”汉调二黄唱腔有西皮、二黄，与京剧是姊妹关系。年曾有王安奎领班的“明盛社”在秦镇北街当铺演出，其班子强把式多，演出很成功。当时有冯志才（须生）、张庆宏（文武旦）、张鸣岐（须生）、刘某某（坤角，花脸）等。后来有原老板领的二黄戏及其他社团也来过，这些对秦渡镇群众影响较大，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二黄迷。年前后，有潘大、姜生彦、四喜子、郭老四等，在秦腔自乐班的基础上组织二黄自乐班社。经过一段时间排练，能唱不少折子戏。年在镇西街戏楼登台表演，演出《临潼山》、《捉放曹》、《摸包》等剧目，受到群众的热捧。后又有县城二黄把式山鸣岐、赵明瑞、山崇宏、韩宗旺等名家加盟，在秦镇与其它剧种唱对台戏，群众普遍认为二黄戏唱得最好。秦人最喜欢秦腔，秦腔在秦渡最盛行。清同治末年，秦渡镇秦腔世家李银福组建金盛班，经常应报赛与庙会演出，光绪年间在关中颇具盛名。班内有恩科子、李银富、万成子等名演员。晋公子、党金亮、茂盛儿也曾搭该班演出多年，光绪末年金盛班解散。恩科子（艺名兰州红），饰演《金台将》中的田单，《机房训》中的薛保，壮烈悲愤，声情并茂。李福银（金盛班班主）工须生，声如铜钟，纱帽、道袍戏俱佳。拿手戏有《金沙滩》、《湘江会》、《祭灯》、《调寇》等，开口即音润韵足，字正腔圆，人称“秦中数十年来须生之冠”（王绍猷《秦腔纪闻》）。万城子，为李福银高足，《双灵碑》等杨家戏，刚毅豪爽，气派宏大，十分动人。金盛班还有李年儿（人称假福银）、刘五儿（净角）等皆文武全才（《户县志》）。《户县志》第三章.戏曲：“李云龙（黑娃），秦渡镇人，工媒旦，乡间有‘黑娃摇手’之说。”李云亭（-）艺名麻子红，秦渡镇沙道巷人。少年于私塾读五经四书，15岁在西安中和班学艺，后加入德胜班、玉庆班为台柱，文武须生样样精通，嗓音宏亮，扮相俊伟。每场演出都能博得通场喝彩。年易俗社成立，被聘为教练。年加入榛苓社，两年后进三意社，作短期演出后回家。李云亭演出扎靠戏有《火牛阵》中的田单，《拆书》中的伍员，《下河东》中的赵匡胤，《金沙滩》中的杨继业。纱帽戏有《十五贯》中的况钟，《八件衣》中的杨廉，《闯宫》中的梅伯等。其演《拆书》中的伍员，一出场威武雄壮，器宇轩昂，马鞭一抖，走至台口，观众说其“真像一只老虎”。念完家书后，怒发冲冠，首句“大堂口把豪杰气炸肝胆”中的“大堂口”三字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立即激起通场叫好；《太和城》鞭打殷夫人和五雷击柱，动作准确妙绝；《闯宫》中梅伯抱炮烙能挂起三样口条（胡须）。其与衰派老生刘毓中之父刘立杰（木匠红）是当时秦腔界并驾齐驱的人物。和著名旦角陈雨农（小名德娃）合唱《走雪》，民国年间被灌成唱片发行。李云亭不但精通秦腔，也精通曲子（眉户），能弹三弦，亦能唱汉调二黄。年病逝，年仅51岁，戏剧界及观众深感遗憾，西安的回族同胞说：“想吃桶壮的人参有，想听麻子红的‘大堂口’没有了。”户县文人王觉生说：“除过麻子红的戏，谁唱我都不看。”由于浓郁的戏曲文化影响，秦渡镇及其附近出了好多著名戏曲演员。从镇内走出去的秦腔演员，除李云亭之外，有韩志珍（小名长安）。近代著名的有乔新贤（见名人录）、郭辅中（秦镇北街人，原汉中新汉社著名须生演员，团长、导演）、薛志秀（见名人录）、杨桂琴（秦镇南街人，咸阳大众剧团著名旦角演员，有“金嗓子”之称）、鲜新民（秦镇北街人，岐山剧团著名演员，有“活周瑜”之称）等。像著名丑角演员阎振俗（细柳姜仁村人）、田德年（长安东甘河人）、杨金声（南留村人）都出生于秦渡镇附近。秦渡镇懂戏的人多，看戏也很挑剔。这些戏迷中的一些人，“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对戏词却背的滚瓜烂熟，一字不漏。凡是在秦渡演出的，不管是普通演员，还是名家名流，无不小心谨慎，稍有闪失，就会引起躁动，嘘声倒号，弄得你下不了台。据说，秦腔名家苏育民某次在秦渡出演拿手的折子戏《打柴劝弟》时，舞台动作不到位，遭到“轰台”，落了个“脸红”。户县宣化剧团的当家演员曹韵卿，唱腔优美，戏功扎实。据说，一次在《花亭会》的演出中，有一节扳辘轳的戏段，细心的观众仔细数着台上演员扳放辘轳的回数，看是否相符。对演出的要求近于苛刻，可见在秦渡唱戏之难。演戏的时间主要在过年、农历四月八、八月六两节。除了西安的“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等大剧团外，演出最多的当数户县宣化剧团（后改名为户县人民剧团），每次演出十多天。“八月六会”演出，正逢雨季，有时一住二十多天，所以当地群众称之为“雨背篓”。由于观众太多，西街戏楼容纳不下，一般在空地或学校操场临时搭台演出，拥挤踩踏时有发生。户县剧团当家演员曹韵卿，“嗓音清亮，音程远达，久唱不哑。其狠戏，吐字清晰，尤以苦情戏为佳。时在西安北关、南大街等剧场主演《安安送米》，连演半月座无虚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演《安安送米》的名家杨金凤，偕秦腔名流刘易平、田德年等看后无不叫绝。曹韵卿在户县观众心中非同一般，以至于当时，将‘户县人民剧团’叫‘曹韵卿家戏’。”演出一般都是卖票演出，而且票价不菲，每天几毛钱的戏票钱，对当时省吃俭用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算太小的开支，为了看曹韵卿的戏，都说值得，所以就有“为看曹韵卿，哪怕做贼挖窟窿”的说法。五十年代初，没有电声设备，没有扩大机，全凭演员的好嗓子。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剧场内外到处回响着演员的戏声和观众的叫好声，夜深人静，戏声远传数里之外。电光布景也是以后才有的，记得一年西安某剧团在北堡子的演出，头一次的“电光布景”，引起轰动，记得好像是秦腔《追鱼记》，有好多不常看戏的也前来看稀奇，戏园子里人山人海。这里的人们懂戏，爱戏，所以关中地区各剧团也喜欢到秦渡演出，除了西安的各大剧团外，咸阳大众剧团、人民剧团，陇县剧团、岐山剧团、眉县剧团、周至剧团都到秦渡演过戏。焦晓春、郭明霞、肖若兰、王玉琴、苏育民、任哲中、李爱琴等常来演出，为人们所熟知，深受喜爱。像田德年、杨金声、阎振俗因为是本地人（离此地不远），更不用说了。十年文革，老戏被当作“封、资、修”，遭到禁演。剧团解散，保留下来的只有西安的几个大剧团。除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以外，其他都处于停演状态。秦腔名流受到迫害或下放劳动。如田德年、闫振俗等都被遣送回乡。著名的秦腔名家袁克勤，被下放到宝鸡虢镇，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户县人民剧团的曹韵卿，被戴上“反动戏阀”的帽子，受到批判和冲击，被迫离开舞台，安排到县文化馆看大门，身患半身不遂，仍拄着拐杖艰难值班。70年代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秦渡演出《红灯记》，吴德饰演的李玉和。久违的和声扑面而来，高昂激扬的唱腔，激荡着戏迷的心扉。在他们积极奔走，相互联络，紧锣密鼓的张罗下，西街的“秦五剧团”组织起来了，北街的戏迷们也坐不住了，一群人围绕在从“新汉社”返乡的秦腔老艺人郭辅中身边，物色角色，组织乐队，置办戏装，《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很快地搬上了舞台。后来，在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左明中，带回蒲剧剧本《槐树庄》，并同郭辅中先生一起改编为秦腔。排练上演，立刻引起了轰动，不断地受到外地邀请。在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的演出，场场爆满。一次，在长安东祝村演出，赋闲在家的秦腔名家田德年听乡邻称赞，看了后赞不绝口，夸道：“一个农村业余剧团能把戏演到这个份上真不简单。”后来受邀到西安西郊演出，连续演出十几场，场场满座，轰动一时。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是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泥腿子，平时的耳濡目染，艺术熏陶，秦腔的灵魂已经渗透到骨子里了，再经专家点拨，一招一式，富含戏情，活脱脱的戏剧人物形象，展现于观众面前，为人称快。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股“秦腔热”，“自乐班”遍地开花。除了家庭堂会、婚宴助兴，而且参加各大电视台的“秦腔大赛”，获得得奖演员的称号。闲暇无事，戏曲爱好者三三两两，相聚一起，一板一眼，入弦入味，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生活的艰辛，家事的烦恼，一切都抛之九霄云外，欣欣然，陶陶然。秦渡黄酒秦渡镇这座古老的城镇，从金元开始直到解放，这里一直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稻米集散地。这里和黄酒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意义的“宪法”——《周礼》就产生于此，《周礼》中就有黄酒制作和管理的明文规定。中国古代第一部禁酒令——《酒诰》也产生于此。根据古文献《周礼》记载，西周在这里建立了管理和酿酒的“酒正”，除其编制人外，还有专门酿酒的酒人、酒女人。平王东迁后，这些酒人、酒女大多流落于此地，几千年来，传统的制酒工艺代代相传，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非物质遗产的“活化石”。人常说：“水是酒之血，米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味是酒之魂。”一个好酒离不了好的原料。秦镇东边紧靠的沣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水质的清冽在古代是很有名的。老子说：“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沣河上游水源分析，其pH值为7.17，硬度为.7mg/L,比对世卫组织对水质划分的标准，属于弱碱性，硬度较大的水源，水中富含矿物质。这一特点有利于酿造过程防止酸变和糖化酶及酒精酶的合成。明清以来，这里原来盛产大米，尤其是高品质的圆糯，其直链淀粉含量高，是黄酒酿造最好的原料。沣河滩的野生辣蓼（制曲的重要原料），为酒曲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这里还盛产黄酒曲的主要原料——乌头，当地人称为乌药。在秦渡镇街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中药店，有名的有通顺堂、半济堂、咏仁堂等，这些中药店以收购和加工乌药作为主要业务，同时也制酒曲销售。秦镇的水米曲诸条件具备，体现“酒之魂”的口味也必然独特。这里的黄酒和外地最大的区别是含糖量较小，口感略带苦味，本地人称之为“苦头酒”，由于酒劲猛，曾被秦腔表演艺术家闫振俗先生诙谐的称之为“跟头酒”。其原因除了因为发酵彻底，大量的糖分转变为酒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酒曲中的中药成分，三十几味中药各有用途。这里的广药非常有名，各个酒作坊所用广药各不相同，每个药店也都有自己独有的广药配方。所以，酿出的黄酒风味又各具特色。秦三医疗站的周青坤，是秦渡镇半济堂中药店的后人，祖上是湖北人，来此经营中药材生意，落户秦渡镇已有二百多年。家藏有制黄酒的广药配方，其介绍的几十种广药的功效，基本与王宗西先生所说相似：“良姜、草蔻、桂皮、八角、甘松、山奈等辛热药以养胃醒脾；陈皮、青皮、半夏以理气化痰；茯苓、猪苓、防已以渗湿利水；羌活、细辛、白芷、杏仁以解表散寒；五味、巴豆（微量）以收敛散痞。”特别提到黄酒曲中用量最大的乌药加工，要用急火爆炒，其火候最为关键。乌药内含有毒的“乌头碱”，只有在高温下才能降解。火候过大，乌药失去原有的药性，直接影响到黄酒的风味；火候过小，就会引起中毒，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加工处理的乌药在中药叫附子，是一种大热大补的药材。其作为酒曲主料，不但影响黄酒的质量和口味，而且增强了黄酒的医疗、保健功效。抗日战争期间，东南大部国土沦陷，西安屡遭日机轰炸，大量沦陷区人来秦镇谋生，使得秦渡镇一度商贸非常繁荣。有大小商户二百余户，有大小黄酒馆十余家，规模较大的有醉仙楼、同乐园、康乐居、大盛馆等，加之农村普遍家酿，使这里的黄酒业得到长足发展。遗憾的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镇里的黄酒馆相继关门停业。现在街上的长安居、咏仁堂两家酒馆，也是80年代后重新开张的。从秦三村薛姓家谱看，这支叫“元门馆”的薛姓大户，其祖先于清同治以前在秦镇开一酒馆，“元门馆”是酒馆的字号。百余年来，人们一直以字号称呼这一族人。可从侧面看出酿酒业在秦渡镇历史上的概况。解放后，尤其是统购统销后，由于缺乏原料，黄酒业逐渐萎缩。改革开放后陆续有几家黄酒馆开业，一是国内知名黄酒的冲击，其次本地黄酒业酒曲的原料成本的高涨和伪劣黄酒的低价倾销，综合影响本地黄酒业的发展。黄酒业何去何从，前景令人忧伤。秦渡镇南街有长安人滑有济开的“长安居”黄酒馆。滑先生的父亲滑天泰，清末至民国时，曾在秦镇街道开酒馆几十年。根据家中现存的“馀德堂”印鉴和镌有“万历四十年”字样的铸铁蒸甑推算，其家开始经营酒馆距今有四百多年历史。铁蒸甑是蒸料用具，为酿酒的主要器具。印鉴是当时的字号为了用于购买大米药材等原料签订合同，也是酒馆的商标和名片。据滑先生谈，“馀德馆”是他家原来的老字号名，这从遗留下来的锡制酒器上刻有的“馀德馆”可以说明。民国年代的“醉仙馆”曾出现在王宗西先生所撰写的《户县黄酒》一文中：“清末到解放初期，户县县城和秦渡、大王、庞光三镇共有酒馆二十几家，酒馆的名称也很雅致，如户县的聚仙亭、陶然居、永乐馆、忠义园。秦渡镇的醉仙馆、同乐园、康乐居、大盛馆等。”据滑先生讲，今天的长安居就是王先生所讲的“醉仙馆”，最早叫“余德馆”，后来又改成“醉仙馆”。滑先生兄弟数人，子承父业，都开有自己的黄酒馆。90年代初，滑先生率先在西安旅游景点——大雁塔附近开酒馆，取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典故“长安居，大不易”的前三个字作为酒馆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白居易》载，白居易年少未出名时，以文进谒顾况，顾况见他年轻，有点瞧不起，于是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顾况运用双关的手法，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但看到白居易的那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诗后，不由得赞叹起来：“这诗写得真好，你住在长安是容易的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为之题写了馆名。“长安居”在西安地区小有名气，但时间不长，周围村子跳出七八家黄酒作坊，良莠不分，劣质黄酒充斥市场，价格直线下降。滑先生为保证黄酒质量，严格用料标准，按照老传统工艺，生产成本较高，加之原料涨价，尤其是做曲的乌药货源短缺，价格高得离谱，致使黄酒生产的成本直线上升，缺乏价格优势，加之宣传力度不够，生意不尽人意。咏仁堂黄酒馆，位于南街楼下坡的丁字街口，为蒲建国先生经营。蒲先生咏仁堂的建筑，远溯清末民国户县酒馆的典型风格，主人住在前房，酒馆在远离街房的后边，中间长长一间过道，通往后边的厅房，一边是烹饪和热酒的厨房，往前走，进入客厅。客厅上下两层（不算地下室），一层客厅有账房，有宴客间。整个酒馆典雅大气，古色古香。顺着装修华丽的楼梯进入二层，是一个宽敞的大厅，成排的桌椅，幽雅静谧的环境，确是游客休闲饮酒的好去处。高大宽敞的地下室，里面摆满发酵的大缸，以及成包成包的中药材，这里是黄酒的生产车间。由于处于底层，温度恒定，确是酿造的好场所。据蒲先生讲，咏仁堂蒲家的先祖是北京人，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随慈禧光绪逃难的车队到西安，后落户秦渡镇。到蒲先生这里，也算地地道道的秦渡镇人。蒲先生的先祖曾是清宫的酿酒师，爷爷辈在秦镇经营中药材生意。对酒曲的研究颇有见地，对黄酒非常喜爱。平时自酿黄酒，自食自用，乐此不疲。蒲先生自小受到爷爷的教诲，耳濡目染，掌握了祖传的酿酒技术，并利用家传的药酒配方，开发和研制出祛风湿酒、回春酒、补酒和消化酒。这些医疗保健酒销往西安、周至楼观等地，“咏仁堂”酒馆的名声日益响亮。水.稻米与商贸被秦镇人称为“南山”的秦岭山脉，横贯中国东西，连亘数千里，阻隔南北，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东南亚的季风，将太平洋、印度洋的饱和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入中华大地，洒落于秦岭山脉的大川溪沟，或南或北，形成中国的两大水系。丰沛的水流从秦岭北麓的72个峪口奔流而下，滋润着八百里秦川的肥腴土地，使关中大地成为物阜粮丰的天下粮仓。汉班固《西都赋》云：“陆海珍藏，蓝田美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林茂粮丰，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秦镇所处的西安地区，从古就有“八水”滋润之胜，八条河流在古长安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完整的“回”字形，东有浐、灞，西有沣、涝，南有镐、潏，北有泾、渭，古城长安处乎其中。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些河流，最为突出的当数沣河。上汇丰峪、祥峪、高冠、太平诸谷之流，下纳樊川、御宿川的滈、潏诸水,水源充沛，加之特殊的地质结构，河床砂石纯净如雪似玉，河水不受尘垢，干净清冽，数千年来水质纯净，如古代老子所言：“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沣河流域的广袤区域，渠堰纵横，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水利网络。秦渡镇地处沣河和潏河交汇处的西边的台地上，与少陵塬、细柳塬一道，横亘东西，隆起的地面，好像一个个天然的拦水坝，将秦岭脚下涌流而下的明水暗流潴留于南山下这片广袤的区域。从樊川、御宿川，一直到涝河两岸，这里渠堰纵横，涓涓细流，淙淙不息，潮湿的空气中散发着稻花的香气。山色如黛的终南山下，绿浪平畴，一望无际，畦垄交错，渠堰纵横，使人恍入江南水乡。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自古就是盛产稻米的地方。秦渡镇，这一地区最大的稻米集散地，将这里出产的优质大米，通过粮商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地。古老中国是一农耕社会，“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流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由于这个因素，注定了秦渡镇“龙头”的作用。这里自古被称为“秦头津”，细想起来，这三个字，深有含义。津者，津梁也，从此岸到达彼岸的桥梁，它既是一个水旱码头，一个商品集散地，也是一个从商品到货币交换的重要场所。它的重要性，诚如马克思《资本论》所说：“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商品交易是生产的重要环节，秦渡镇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给了这一“惊险的跳跃”一个平安着陆的平台，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龙头，故称为“秦头”丝毫也不为过誉。秦镇周边的万亩稻田，形成了高度发展的粮食市场，秦渡镇从南门口一直到楼坡开着大大小小数十家粮食店。据王景民先生《秦镇古镇》一文所记述：“（大的）粮食店有三盛合、同义成、林盛和、福林生、长盛和、景信和、培德成、德顺和、永信和、永丰盛、万顺成、福园泰等，其中三盛合等几家大店常年存粮都在百石以上，粮食业一直是秦渡镇的主要行业。这里不但有本省客商，且山西、河南、甘肃等外省客商也多有来往。”人常说，一业兴而百业兴，一个龙头产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粮食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和繁荣，外地的京貨、山货也涌入秦镇，辐射范围远至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成为关中地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笔者在采访87岁的韩印玺老人时，老人谈光绪年间，韩家有骡马等大牲畜多头。这些大牲畜主要用于运输。有资料统计，当时在北街和南街经营运输的车户有四十几人（刘志杰提供资料），北街和南街还有十多家车马店。从侧面可以看出，秦渡镇市场交易之繁盛。明《鄠县志》记述“秦渡镇辐辏繁盛，晋豫客商较多。”雍正十年的《鄠县续志》记述：“邑之四关，乡之四镇，惟秦渡一镇为商贾辐辏之区。”明清时期，秦镇的市场已经很繁盛。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秦镇的市场得到高速发展，由于地处后方，潼关外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商人进入秦镇，尤其是年以后，大量的河南人涌入秦镇。各种商铺，竞相开张，手工业加工作坊遍布街巷，钱庄、当铺、邮局、药店、诊所齐全，使秦镇真正成为沣河岸边的大都会城镇。据民国年资料，秦镇共有商铺家，其中京货舖11家，杂货铺28家，鉄瓷店15家，盐店9家，药铺10家，粮食店21家，染坊3家，木匠铺10家，铁匠铺6家，银匠铺10家，皮坊4家，丝坊1家，熟食店12家，猪肉架子16家，黄酒坊4家，烧酒坊1家，裁缝铺4家，竹铺10家，理发店3家，棉花行店2家。弹花柜6家，山货行店3家。其规模超过县城，远远超越其他乡镇。从晚清时期起，在秦镇就设有专门的税收机构，其收入数额超过县城。据老人回忆：杂货铺有福顺和、福德成、槐盛生、槐成德、晋福隆、祥泰隆、红万志、裕庆丰、义元成、顺义和、三余德、拾盛德、德泰隆、义兴成、复兴永、永茂恒、永顺泰、吉盛丰、通顺德、永顺和、仁本善、任德昌、协盛茂、郭明鹤等二十多家，主要经营盐、碱、食用油、煤油、酒、醋、蜡、木耳、黄花、粉条、南糖、点心、红白糖等日用品。中药铺有锦新堂、景明堂、三晨堂、通顺堂、万春堂、半济堂、裕兴堂、德馨堂、复信堂、永顺和、同志成、四箴堂等十二家。这里的中药店和外地不尽相同，除了经营中药材外，主要收购、加工、销售用于做黄酒的“乌药”和“广药”原料，并制作和销售各自配方的黄酒曲。山货土产收购店有秦兴家、逢瑞福、志盛荣、协和家、长发祥、秦生利、同心德、同积福等家，主要收购生丝、生漆、桐油、清油（食用油）、核桃、板栗、蜂蜜、花椒、木耳、黄花、棉麻、纸张、木炭等，这些店铺收购后，加价运往外地或出售。京货有万胜德、怀盛德等十几家。鉄瓷店有世昌盛等十几家。这些商店、商铺除了粮食市场集中于南街楼下坡一带，其他主要分布在三条大街。在城外和一些背巷（即大街以外的街巷），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市场，除粮食市、骡马市、木头市之外还有菜市、旱烟市、蓆箔市、麻市、灯市等。粮食市有专门的门店，也有临时设摊摆点的，木头市有专门的堆放场院，其余均是约定在同一地区，集日就来，集罢就散。这些地方往往以市场命名，如麻市口、木头市等。两天一集日，四面八方的客商、周边的农户，提笼挑担，车载肩扛，三五成群，涌入秦镇。北门外的沙滩、城里的三条大街，人头攒动，接踵摩肩，熙熙攘攘。叫卖声、讨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街道两边摆满了农民从自己田园中采摘的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山货特产。城中的大小店铺，挤满了前来购置生活用品的群众。京货店，干净的铺面柜台，后面货架上摆满了成卷整齐的土布、洋布，主顾之间的讨价声、账房先生的算盘声，响成一片。杂货店琳琅满目，各种生活日用品、土特杂品、南糖干果、点心小吃，应有尽有。肉店门内的长凳上，坐满了卖完山货的群众，相互拉着家常，交换着信息，排着队等待买肉。李家十字北边的木头市，木材、山货，堆积如山。木材、山柴、山竹、木制家具、农具，摆满市场，从擦把、扫帚到椽、檁、柦、柱，应有尽有。西门外的骡马市，人欢马叫，马驹、驴骡、牛羊、猪狗，充斥其中。牙行的牙客根据牲口的牙口，在卖买双方之间协调价格。买卖双方和牙家之间，在长袖里用五指论价，交易双方互不见面，交易成功后，由牙家抽头，付给卖方价款，买卖双方皆大欢喜。由于交易量大，牙客们以此为生，收入可观，受人羡慕。最热闹的地方，要数西街的城隍庙门口。除了长安赵家、卓家、杨家等几家开的面馆以外，街道两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小吃摊。大米面皮、辣子疙瘩、臊子面、肉浇米饭、牛羊肉泡馍，搂丝荞粉、甑糕、油糕、油炒荞粉、千层油饼、饦饦馍、乾州锅盔、醪糟打鸡蛋等小吃，应有尽有，馥郁幽香，香软可口，让人流连忘返，饞涎欲滴。有名的有：姜家的肉浇米饭、杨家的肉炒米饭、朱相公的豆腐脑、王家的醪糟打鸡蛋等。最忙的当属南头的粮食市场，家家户户，大包小包的大米、麦子、谷子堆满仓库、店堂，从早到晚，粮食囤子摆满街道两边，伙计们招待客商，发货进货，忙忙碌碌。北门外的沙滩上，杂耍的、说书的、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摇会、押宝、相面、算命，五花八门，热闹非凡。晚上的秦镇，灯火通明，街中的店铺，迟迟不打烊关门；街道上的小吃摊点，坐满了食客。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城隍庙对门的大戏楼，经常有省内的知名秦腔剧团演出，台下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呐喊声、喝彩声和外边的叫卖声连成一片。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四月初八是药王楼、城隍庙庙会，附近的群众、香客挤满了庙宇和楼阁，人山人海，络绎不绝。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使人联想起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画面。可惜的是，由于沧桑变迁，自然环境恶化，水乡面貌不复存在。经过历次“运动”的摧残，秦渡镇异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老树新花，秦渡米皮的兴起秦渡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自从周平王东迁，将丰镐周围原属于西周王室的广大地域，赐予秦襄公。这里土质肥沃，水源丰沛，盛产优质稻米，一直是秦国的贡米供应地。秦始皇某年，气候干旱，水稻受灾，收获的稻米干秕质差，无法交差。见多识广的老翁李十二，见义勇为，将品质低劣的稻米加工成面皮，买通皇家官吏，献于始皇帝，皇帝尝后，龙颜大喜，免了一方税赋，解了地方倒悬。从此，这一小吃，流传于世，成为当地的一特色食品。“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在缺吃少穿的年代，米皮清淡的口味，与人们追求油腻的愿望大相径庭。社会封闭，消息闭塞，秦镇米皮如同未出阁的妙龄少女，鲜为人知。人常说，“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一次无心的“插柳”，使米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吃骤然兴起。上世纪80年代，《药王孙思邈》、《沣水流过小长安》等几部电视剧在秦镇开拍，秦渡古镇渐渐引起媒体的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qingliuzx.com/qlxwh/58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