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神奇又独特的存在，它就是“魏晋风流”。说它神奇，是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文学样态，或者相对确定的文人群体，相反，它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或者说“生存状态”。说它独特，是因为在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它这样的文艺形式。事实上，如果硬要进行概括，我们毋宁将其称作一种“文艺风潮”。

翻看《世说新语》，人们可以读到很多魏晋名士的奇闻异事。他们或者狂放不羁，与世俗格格不入；或者风流俊逸，成一时之翘楚；或者狷介豪放，具草莽英雄之本色；或者静心修持，为乱世中一股清流。

曾有学人总结，要做到“魏晋风流”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所谓“玄心”，魏晋时期主流的社会思潮是道家对儒家的冲击，或者说是“玄学”，所以这种玄心就是指在玄学指导下的对世界与人生的思考。所谓“洞见”，同样是指一种通透达观的人生观，对万事万物都有“一见到底”式的领悟。所谓“妙赏”，当然是指一种高雅的文艺趣味，魏晋时期流行名士交游，清谈阔论，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等人的兰亭序集。所谓“深情”，则是指做真名士，则必然对世间万物怀有最深切的认同与爱，这是一种人间大爱与博爱。

从外表来看，魏晋名士的共同点就是喜欢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他们纯任自然，随心所欲，对一切外在羁绊和造作都怀有极其强烈的反感。从内心来看，他们希求的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生命表达，正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从这角度上讲，魏晋名士的风流态度，的确更接近一种“行为艺术”，而绝不局限于诗词歌赋等具体的作品。

至于今人能否重现“魏晋风流”时的景况，这就要从两个层面去看：一方面，如果将“魏晋风流”视作一个时代风潮，它是在玄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的独特产物，那么，很显然，它只能是一种历史谈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魏晋风流”看作是一种对个人心性的修持，对生命态度的选择，那么，则完全可以：人人皆名士，时时俱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