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在小站刚卷起袖子来，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致命的危险却悄然而至。年5月28日，御史胡景桂上书弹劾袁世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袁世凯很少上书分辨，所以大家专挑软柿子捏，袁世凯一直是御史弹劾的重点关照对象。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要论起袁世凯脸皮的厚度，那真是举世无双。遥想项城当年，面对弹劾，颇有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风采。

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了，袁世凯表示这份弹劾让他：“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其实在此之前御史彭述已经弹劾过他了，5月13日，光绪也下旨申饬警告，但袁世凯还跟往常一样，就当蚊子叫。那为什么这次居然把袁世凯都给吓到了呢？

　　让我们看下胡景桂的这份弹劾。这份弹劾也很有意思，开篇俩字：“风闻”，风闻就是听说的意思。乖乖，现在是法制社会，打官司要讲证据的，但这份弹劾却不讲证据，只讲传说。

　　别看这仅仅是个传说，但却起到了比讲证据更牛掰的效果，看完奏章后，光绪“勃然大怒”。那胡景桂到底说了些什么事把光绪给撩爆了呢？第一，胡景桂“猜测”袁世凯在西式练兵的过程吃了回扣。第二，胡景桂“听说”袁世凯任用私人。第三，袁世凯仗着自己是光绪心目中的“罪人”李鸿章的亲信，不尊重新领导，新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第四，袁世凯杀了一个卖菜的，导致民心激愤，差点就要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了。最后胡景桂建议：应该另选练兵之人，这样才能不浪费国库的银两，天津的百姓才能免遭荼毒。

　　这么看来，御史胡景桂真是尽职尽责，不畏强权，为民做主，要为死去的小贩讨一个公道，就算惹得一身剐，也要把袁世凯拉下马。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了，除了死了一个卖菜的，其他的事胡景桂都拿不出证据来。这件事明显就是一件“小事大办，大事特办”的例子，能把这种县长该管的事上升到让皇帝管，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幕后推手：李鸿藻。

　　前面说过李鸿藻是支持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他怎么突然改主意了呢？这就说不准了，原因很多，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也说不全。

　　首先，袁世凯向翁同龢纳下投名状后，李鸿章很不爽。一次李鸿藻问李鸿章对袁世凯练兵的看法，李鸿章气哼哼的说：“我是败军之将，等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可以打一仗看看。”估计李鸿藻听到此话后也是一愣。那袁世凯听到此话后呢？“项城听到此话后，终身引以为憾事。”看来成就的大小也要受到气量大小的影响，在这点上，袁世凯也超过了李鸿章。

不过李鸿章跟李鸿藻的关系并不好，别看这俩人名字跟亲兄弟似的，但他们是死敌。甲午之后李鸿藻也向朝廷建议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还曾对光绪说过：“李鸿章的专横跋扈不亚于当年的年羹尧和和珅。”关系差到这一步，说不定李鸿藻还把李鸿章的牢骚当笑话看呢。

但也有跟李鸿藻关系好的，还是那位袁世凯佩服榜排第一的张佩纶。当时的张佩纶“时已被放南下（被弹劾“干预公事”，旨令回原籍），久不与文正（李鸿藻）通书，阅邸钞大骇”。如果说李鸿章是讽刺的话，那张佩纶就是狠狠的告了一状。首先张佩纶为他的老丈人叫屈：“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

　　其次甲午战败的问题出在别人身上：“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然后下个定义：“小李（经方）卖父误国，天地不容，自己终身废弃；盛（宣怀）亦累经弹劾，虽有大力庇之，终为财色冥殛[jí]；独袁（世凯）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

　　张佩纶指责李经方“卖父误国”，你一个外人却来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李经方即是李鸿章的长子，又是李的养子），李经方能愿意吗？张佩纶说李经方“终身废弃”，问题是你张佩纶也是终身废弃啊，不仅是自己废了，还搭上了整个福建水师。你要是李经方的话，你能忍得了这个小舅子吗（不是亲生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更敏感）？这也难怪当时会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的传说。

　　张佩纶后面再把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说的一钱不值，这个可以理解，毕竟弹劾过好几次了。张佩纶关于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中的错误也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吴清卿折辈行与袁作儿女亲家，求翼长不遂。”吴清卿就是吴大澂，他的事迹前面说过，本来仕途上顺风顺水，结果自己找刺激，甲午年间从湖南带军赶到东北作战，最终兵败东北。袁世凯这也是好心，正因为吴大澂跟袁世凯是亲家，是自己人，袁世凯才不想让他来蹚这趟浑水的，结果吴大澂不听，最终被革职查办。这还真不是袁世凯不仗义，眼看此仗必输，吴大澂要倒霉，袁世凯能不尽力帮他吗？

　　第二个：“与叶（志超）争忿不相见，指牙山使之屯扎，致入绝地。”这个说的是甲午战争前的谈判时期，牙山在首尔旁边，袁世凯想让叶志超驻扎在首尔附近，袁世凯的目的前面也说过了：“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叶志超驻扎在首尔附近，这是至关重要的谈判筹码，不然你没兵的话你跟人家谈什么撤兵啊。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从清流党处要到了兵（陈长庆的），李鸿章不但不让袁世凯带兵，还非要袁世凯一个人去与其“争忿不相见”的叶志超军中穿小鞋，就冲这点袁世凯也不愿意去。

　　随后张佩纶发表了一下自己对袁世凯的看法：“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这是有多大的仇才能把话说到这份上啊。

　　张佩纶最后得出结论：“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更恐误公。”看了吗，李鸿章就是一个鲜活的被坑的例子，下面恐怕就要坑到你李鸿藻了。

与老丈人不同，张佩纶是李鸿藻的得意门生，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张佩纶经常给李鸿藻发密函，能到说悄悄话这一步，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度可想而知。张佩纶这封信的杀伤力远比李鸿章的牢骚要大。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在朝鲜想回国，联系过张佩纶，如果要说当时张佩纶不方便让李鸿章改变主意，而是秘密联系李鸿藻让朝廷下旨调袁世凯回国，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张佩纶“骄奢淫佚,阴贼险狠”这八个字说的非常重，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也是有原因的。张佩纶被弹劾“干预公事”，他到底是干预什么事了？

　　甲午后，关于谁该背黑锅的问题，袁世凯曾跟李鸿章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融洽的谈话在袁世凯家书中也有记录：“闻悉男（儿子）发过讨救急电十一通，皆被其婿张佩纶所压搁。”（张佩纶当时的意见是：“先班师示弱以骄敌,再大举未晚也。”袁世凯一直的观点是：“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对于女婿，李鸿章的意思是：“爵帅（李鸿章）以为佩纶其罪当死，自身一世威名，被彼一手送尽。”同时，李鸿章表示甲午不怪袁世凯：“弟反蒙温语相慰......此次战争，衅自彼开，不能归咎于男，反惜男之声名亦断送于佩纶之手也。”

　　虽然出了压搁急电这种大事，不过张佩纶也没死，李鸿章也不想让袁世凯和李经方一样跟张佩纶干起仗来，更舍不得让女儿李菊藕守寡。但李鸿章把黑锅丢给张佩纶，张佩纶又不能对着岳父撒气，于是把气都撒在袁世凯身上就顺理成章了。（袁世凯后面被迫弹劾李鸿章在甲午初期贻误战机可能也是在打这件事的擦边球）

　　除了这翁婿俩以外，李鸿藻的同事翁同龢也表示新军花钱“太屠”（来自《翁同龢日记》，钱屠张之洞表示不服），李鸿藻手下的这帮子高材生也有不满之情。大家都是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随后进入翰林院（中办），都察院（中纪委）这样高大上的部门，成为家族的骄傲，乡亲们心中的偶像。然后，守着一年45两银子这么干巴巴的收入，过着有理想没银子的苦日子。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小站农民出身的丘八都一年都54两银子，让人心里更不平衡的是，兽医一年都两银子，真是世道变了,读书还有什么用啊。

　　这还只是在官场上，在民间，袁世凯也得罪了当地的士绅。小站原先是淮军旗下盛军的军营，从盛军到胡燏棻，一直不禁止商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军营自然就得吃着军队了，所以当地人一直在军营里做买卖。

　　但袁世凯上任后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各大军营门口有没有做买卖的，肯定没有，谁敢啊。那中小学门口呢？全是做小买卖，城管赶都赶不走。当年更是这样，小站虽然是军营，但人来人往净是做生意的，整的跟菜市场差不多。袁世凯要创建现代化军队，自然不能让商人进来。但问题就是，小站里士兵的工资那么高，有这么强的消费能力，袁世凯却不让当地人来做生意，断了众人的财路，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那当地士绅对袁世凯的意见那就是非常大了。

总之，在一连串负面报道下，李鸿藻也动摇了，指示胡景桂出面弹劾，自己则在幕后操作。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幕后推手，“风闻”的事也让光绪大怒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派谁去调查了。胡景桂原本建议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调查，但由于他也牵扯进了这份弹劾里，只能再找一个事外的人，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身上。

　　前面说过，荣禄跟李鸿藻关系很好，对李鸿藻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不过荣禄跟引荐袁世凯的李莲英的关系也好。关于练兵问题，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这三位大佬也有过一次交锋，就是前面提的翁同龢推荐汉纳根练兵的事。在此事中，荣禄对李鸿藻的评价是：“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意思是说李鸿藻真是老糊涂了，老受翁同龢的欺骗。

　　在接手调查任务前，这就是荣禄对此事第一印象。更重要的是，荣禄深得慈禧信任，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只需要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也不知道胡景桂和李鸿藻是不是有意挑的这个时间，此时袁世凯正好进京办事，不在小站。

年6月6日，荣禄带领兵部员外郎裕厚、兵部候补主事陈夔龙、步兵统领衙门学习笔帖式廷夔前往天津。荣禄在天津期间，询问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天津知府沈家本后，就前往小站考察小站练兵的实际情况，荣禄此行可以算是微服私访试的突击检查。

当然，你要说袁世凯对这次的弹劾一无所知也不可能。作为一名成功的官员，必须得有千里眼，顺风耳。你看现在的各个单位中，大部分人埋头干活，但总有少数人对单位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也总有人能在单位的人事通知下达前知道内幕，一句话说来，这也是能耐。

　　更何况这次光绪都发火并下旨了，荣禄也是先到的天津调查取证，不能算是隐私了。袁世凯很快得知此事，并做出了他的第一反应“竟至一冷如冰”。为什么袁世凯被吓到了呢：首先，袁世凯的老领导李鸿章对他有意见了，也不会再罩着他了。其次，袁世凯通过家族的关系联系到的新领导李鸿藻、翁同龢更不会罩着他了。袁世凯原先在朝堂上的靠山都没了，那被人整倒就是分分钟的事了，所以一向大胆的袁世凯都被吓到了。

　　除了被吓到以外，袁世凯更多的就是伤心。小站练兵倾注了袁世凯所有的心血，问心无愧却又危在旦夕，难道诚心实意的办点实事就这么难吗？

　　尽人事，听天命，袁世凯赶紧嘱托给代理营务的姜桂题（年纪大，地位高，小站初期都是他来代理）、刘永庆等人尽快布置，做好迎接暗访的准备。

　　那袁世凯的小站到底有没有问题呢？袁世凯自己心里最有数，我们看看袁世凯都嘱咐姜桂题准备了哪些事：

　　第一点，重做点名册，长夫不计入。如果实在缺人备不齐的话，必须选精壮，不可太老的长夫顶替。旗子不直的一律更换，以右翼一哨的旗式为样板连夜赶速造成。

　　第二点，出队不够整齐，这点让姜桂题与各统带商定一律站队法。

　　第三点，赶紧换领曼利夏枪，不要求会开枪，但要速学拿枪。

　　第四点，左二前已学拿枪，炮队手法，步法想已操好。拟令左二营赶学行军队，炮兵赶学拉炮，卸炮，上炮等法，以责看操之用。各只看手法，步法未免太松，炮队官长多内行，调全军学生分排行军，想十数日即有可观。望予先筹，到营再商定。

　　看来小站还是有空额的，必要时还得要勤杂人员顶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这正反应了袁世凯招兵严格。招兵需要体检，这要淘汰掉一大批人，政审还要户口所在地开证明信，又要淘汰掉一大批人，此时距袁世凯开始招兵才刚过去4个月，哪那么容易就招到几千名达标的兵。袁世凯就算把名额空着，也不招不达标的兵。

　　至于旗子不直，列队不齐，不会拿枪等问题，这个真没办法，创业不易啊。袁世凯练兵刚4个月，新式练兵又必须得从头做起，其中光筹建就花了一个多月，什么东西都缺，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动手。该糊时就得糊，抓紧时间赶一下表面工作，至少能看得过去就行了。

袁世凯在信的最后安慰一下姜老汉：“荣大司马为重臣，为近臣，极公正明白，赏罚严明，定会还我们一个公道。”安慰完别人，自己相信吗？虽然有李莲英的引荐，但袁世凯和荣禄毕竟才刚认识一两年，而袁世凯和李鸿藻的关系能算到一二十年前，这都不管用，袁世凯心里也没底。世事茫茫难自料,清风明月冷看人。

不过事情的发展比袁世凯想象的要顺利的多。荣禄到天津后，先检阅了淮军，然后再去小站检阅新军。虽然新建陆军在袁世凯自己看来还多有不足，但荣禄毕竟是第一次见到本朝的新军，一下子就被震撼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袁世凯接手新军才几个月，军队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军一对比，荣禄顿时感觉袁世凯真是个人才啊。

　　据陈夔龙记载，对淮、练各军，虽然行列整齐，旗帜鲜明，暗访组的第一印象却是：“颇有马鸣风萧气象。”

　　这里说明一下，我认为马鸣风萧不是一个褒义词。首先，当年荆轲刺秦临行前感叹：“风萧萧兮易水寒”，风萧二字就不吉利。其次，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二）中也有一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第一，“落日”二字不吉利。第二，后面还有一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还是不吉利。第三，按照写诗的风格，杜甫自己都不吉利。

　　对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暗访组的第一印象是：“该军仅七千人，勇丁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看来还是袁世凯有经验，这一行人之中谁见过德国操到底是啥样的啊，只要走的整齐，旗子直一些，就把他们看得津津有味的。

　　但这一行人大老远的从北京赶过来不是光为了看戏的，戏看完了还得看后台是啥样的。

　　此时，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王士珍挺身而出，将其自制的水雷、地雷、踩雷诸器等新鲜玩意进行了实战演习。此事在王士珍的墓志铭中也有记述：“时朝端指摘袁公，思中伤者亦众，上遣大学士荣禄先后检阅之。公方禅精制造，巧构匠心，所制水雷、旱雷、踩雷诸器，奇状异彩，不可方物。荣公膛目感叹，莫敢瑕疵。公又特制布桥，以渡海河，车骑安行，其履坦坦，卷之可怀，展复成舟。荣公益为叹服，由是谭燕欢洽。”

　　很显然，这些高科技产品把这一行人看得目瞪口呆。荣禄以前知道有地雷，但不知道的是王士珍居然整的这么专业，有“水雷、旱雷和踩雷诸器”，要想明白任何一个踩雷器的运作原理都要死好多脑细胞。然后荣禄就“莫敢瑕疵”，算是看呆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自然就是双方气氛融洽的会谈了。

　　当时的新建陆军总体表现完美，仅有袁世凯在密信中提到的一些“小”瑕疵。这些瑕疵要放在现在的军队里也不算小，但要放在当时，新建陆军开创先河，从零做起，刚刚组建4个月，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不易了。当然，迎接检查时扬长避短的做法也很有成效。

　　至于王士珍，他后面还有一次出色的表现，就是按王士珍墓志铭所说的荣禄“先后检阅”的后面那次，年2月，荣禄再次视察新建陆军。荣禄带兵路过海河时，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防水帆布搭桥，最终“车骑安行”。荣禄也有点纳闷：“怎么不搭座简易的木桥，却拿这种破布来敷衍我呢？”王士珍再次向荣禄展示：新建陆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连布都是特种布。王士珍亲自示范，他的特种布“卷之可怀，展复成舟”，比木头方便多了。这世上还有布做的船？荣禄再一次被王士珍的高科技产品震惊了。

　　等荣禄视察完毕返程时，王士珍再次掏出他的看家帆布，但这会荣禄有点担心了：当时是阴历2月，春暖花开，冰雪消融，我这还有骑兵呢。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那海河上的冰都快化了我还不懂吗？王士珍再次拍着胸脯保证：“三日之后，冰冻方解”。荣禄虽然不以为然，但当着下属也不能露怯，最终荣禄满怀疑虑的带队过了海河。事后正如王士珍所言，海河上的冰还冻了三天。

第一次见识了王士珍的军事才能，荣禄就对王士珍大加赞赏，并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而这一次又见识了王士珍扎实的气象学功底，荣禄已经“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了。王士珍也再次展现他作为“北洋之龙”，虽然朋友圈不算大，但绝对有一套公关大领导的能力。

完成调查取证的工作后，荣禄心满意足的回北京去写调查报告去了。

　　调查报告第一条，新建陆军穿着短款的衣裤，与传统的清兵不一样。荣禄赶紧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识：西式军装就这个样（少见多怪），这个很正常。

　　第二条，建西式营房捞钱。荣禄解释：那是原来周盛传的“盛军”的营盘，袁世凯来之前就有了，袁世凯也没扩建。

　　第三条，任用私人。这条王士珍已经向荣禄解释过了，军营里大部分军官都是他的同学，要不然地雷是谁造出来了啊。此时有多名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在新建陆军中担任军官。

　　第四条，克扣军饷。小站这么高的工资还会克扣军饷吗？大家纷纷掏出工资单来表示绝无此事。

　　第五条，侵占民田。袁世凯修建小站练兵场用的是原先军队的军田，这个有地契为证。并且原计划使用30顷地，现在还只用了16顷。

　　第六条，不尊重上级领导王文韶。这条有点无厘头，新建陆军的上级是军务处，不归直隶总督管。王文韶亲自澄清：没有藐视我这回事。

　　还剩最后一条，也是最无足轻重，最致命的一条：杀了一个买菜的。军营里三令五申，闲杂人等入营杀无赦，但还是有不守规矩的人硬闯进来了，赶都赶不走。应该怎么办呢？

　　把这个问题放现在看。第一、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看现在哪个军营里面有菜市场？谁敢进来，军法处置。这么看这个问题无足轻重。

　　第二、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城管和小贩的问题。小贩占道经营，城管与小贩起冲突，冲突的过程中城管把小贩杀了，那这又是城管的责任了。这么看这个问题非常致命。

　　所以说小事可以办大，大事可以办小，此事能大能小。事情想办大就办大，想办小就办小，那这就是做官的本事了。在当年，单纯是一个县，一年都得出好几起人命案，基本都是无关痛痒。同样都是一条人命，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却一下子罢免了多名湘军序列的官员，关键还是办事的人不一样。跟当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一样，这回办事的还是清流党人，也有李鸿藻和翁同龢的身影。

　　由陈夔龙起草的复奏稿云：“以扭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谨，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禄就明确表示：“—下部议，轻者也得撤职。”前六条都没问题，按军法处置一个卖菜的，就能把一个军长撤职吗？你看，谁是此次弹劾的幕后黑手，荣禄绝对心里有数。

　　最终，荣禄表示：“新军刚建，难易生手．不如乞恩，让他认真操练，以励将来。”把复奏改成了“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说你查无实据，你就查无实据），并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

　　有了荣禄的保荐，袁世凯也顺利的度过了这次危机，据陈夔龙描述，带病坚持工作的李鸿藻见到荣禄的调查报告后也“神色不快”。由于荣禄说的栩栩如生，慈禧与光绪还曾经准备去小站检阅军队开开眼。

一年后，荣禄保奏袁世凯“训练有效”，交吏部优叙。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袁世凯补授直隶按察使，称号也改成了袁臬台。这一番折腾，袁世凯因祸得福，反而找到了一个比清流党更硬的靠山。

袁世凯是化险为夷了，那告黑状的胡景桂怎么样了呢？既然胡景桂的弹劾说的是：“风闻”，那也不算是诬告了，只是小道消息不准而已。李鸿藻也没卖了他，所以胡景桂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一年后，年，拿了14年死工资的胡景桂终于出头了，外放宁夏知府。在当年，外放不仅可以从非领导岗位的虚职转为领导岗位的实职，额外还会有一笔养廉银的收入，生活可以一下子从温饱提升至小康。

　　结合前面说的在李鸿章在自己创业前，曾国藩让他弹劾翁同书，再看这回，胡景桂外放前，李鸿藻让他弹劾袁世凯，你就会发现，高明的领导都是让你先立个“投名状”再放你去单飞的。所以说，如果领导让你去立得罪人的“投名状”，先不要急着抱怨，很有可能是领导要提拔你的前兆。不过具体事情具体分析，领导与领导也不一样，有的领导就逮着一个人往死里坑。

　　这么看来胡景桂的前途应该一片光明才对，初期也的确如此。宁夏这种偏远地区对胡景桂来说也只是镀镀金，混基层工作经验的。很快，胡景桂因在宁夏治水有功，升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的手下打工。

　　李秉衡于甲午年间调任山东巡抚，他早年有个响亮的称号：“北直廉吏第一”，可以想象他的派别。前面说的甲午时日军在荣成登陆，切断了北洋水师的陆地补给，而李鸿章调不动山东的兵援助被困在刘公岛的丁汝昌，就是因为跟李秉衡的关系不好。胡景桂的领导李鸿藻跟李鸿章的关系也不好，所以胡景桂与李秉衡关系不错，胡景桂来到山东后也先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甲午战争后的时局很动荡。年山东爆发巨野教案事件，年还有戊戌政变，年戊戌政变后还闹义和团。在这一连串的动荡下，年李秉衡干不了山东巡抚了，年张汝梅也干不了山东巡抚了，同年，毓[yù]贤也干不了山东巡抚了。你不行就得别人上，于是，年，袁世凯成了山东巡抚，也成了胡景桂的顶头上司。

胡景桂很慌，继李鸿章之后，他也算感受到立“投名状”的后果了。想找老领导李鸿藻办个调动吧，李鸿藻还于年病死了，老一代的清流党人翁同龢也于戊戌变法时被罢黜回家了，现在朝堂也一片混乱，清流党失势，连个帮自己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胡景桂长叹一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下面的故事就非常有趣了。现在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下有一座广府古城的景区，胡景桂故居也在那，里面也介绍了胡景桂的悲惨下场：由于胡景桂前面弹劾过袁世凯一次，在山东给袁世凯打工时，即支持变法，又同情义和团，处处跟袁世凯对着干。

　　在此期间胡景桂曾是外国政府要求清政府重点查办的案犯之一，但由于胡景桂的忠君爱国，清政府最终还是没有查办胡景桂，而是调任山西巡抚。胡景桂在赴任山西巡抚的途中，袁世凯假传诏书，说胡景桂的小儿子在京“乱宫”已被查处，胡景桂顿时感到羞愧难当，无颜于朝廷重臣，于是吞金自杀。

　　最后结论：“本意以身许国，以天下事为已任，竭尽全力为朝廷分忧，不想为了国家得罪了权臣，最终被权臣陷害。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

　　这个故事在网上也经过百科认证，但我一直感觉这故事很扯，就是这一句：“袁世凯假传诏书，说胡景桂的小儿子在京“乱宫”已被查处。”

　　首先，假传诏书那可是天大的罪，搁什么朝代都得砍头。在历史上，除非是干谋反之类的大事，否则谁也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假传诏书的。

　　那胡景桂的小儿子到底是什么人，值得袁世凯冒砍头的风险去矫诏呢？这个人的生平事迹查遍估计史书都不一定能查得出来。说得袁世凯憎恨胡景桂就像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似的。

　　其次，清代圣旨有很高防伪技术，不是随便扯一块黄布就能写的。受电视剧制作成本的影响，大部分人都认为圣旨就是黄布黑字，但实际上圣旨不是黄色的，而是五颜六色的，颜色越多，级别越高，最高级别的有黄、红、蓝等五六个颜色，并用一截一截的丝绸缝起来的，根据不同的爵位和品级给不同的圣旨。

　　除此以外，五品以上官员发的是多彩圣旨，含有金黄、大红、咖啡、赭石、橘黄等色，锦缎底纹有仙鹤、狮子、卷云等图案，圣旨两端都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有些圣旨还有另一个防伪绝招，圣旨的绢布上印满了祥云图案，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而且所有的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印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就算到了伪满洲国的时代，圣旨都改成“指叙令”了，透过灯光，都能发现“指叙令”暗藏着“满洲帝国”4个字的水印防伪标记。

　　并且清代圣旨均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由翰林院的翰林来书写。轴柄质地根据官员品级不同也不一样：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

　　总之，圣旨代表了当年最高的防伪技术，比现在的人民币还难仿造。别说袁世凯，就算是当年的李鸿章李老板都即没能力仿造，也不敢仿造。

再者，胡景桂的小儿子是否真的在义和团时期“乱宫”了吗？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人物太小，很难查。不过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连胡景桂都没放过，据《西巡回銮始末》卷四记载：“湖南按察使，前山东按察使胡景桂，于仇视各国人民之端，干涉其间，且引同官为党，并力庇拳匪，冀免杀教之咎。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胡景桂的“忠君爱国”，清政府才没查办他吗？庚子事变之后，连慈禧都吓得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慈禧会舍不得这个“忠君爱国”的胡景桂？

　　当时不是了，当时有人力保胡景桂无罪，那个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如想报仇，只当没这回事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但袁世凯得知胡景桂被列为庚子事变的祸首之一后，他立刻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景桂是冤枉的，并敦促德国领事向北京各国公使陈情，把胡景桂从祸首名单上划去。

那袁世凯跟胡景桂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就借机把这个梁子跟胡景桂说开了，并让胡景桂兼任了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关于先锋营务处的工资阮忠枢也估算了，一个月的工资顶顺天巡抚一年的工资，胡景桂就算不懂军事，也会数钱吧。到了年终考核，袁世凯给了胡景桂一个满分的评语：“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

　　当然，也会有人劝袁世凯趁机报仇的，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人甚明爽，的系好帮手，值此时局．尚闹意见．尚复成何人物。弟决不为此也。”（徐世昌的来信没看，不知道徐世昌有没有暗示袁世凯报仇的意思）袁世凯说到做到，就算在胡景桂落难的时候，都不计前嫌的以德报怨。正是：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省城保定创设直隶学校司，任命胡景桂为首任督办（直隶督学，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同时袁世凯给了胡景桂一个公费旅游的机会，去日本学习办教育，“考察学务,凡有习得,次第施行”。胡景桂去世后，年第二任直隶督学由严修担任，袁世凯亲手为胡景桂制挽联，并为之料理丧事。

　　同样经过百科认证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张良弼。根据《鹿泉文献》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年）直隶督学胡景桂选留日生得佑卿而奇之”。

　　所以说庚子事变后，胡景桂感到：“羞愧难当，无颜于朝廷重臣，于是吞金自杀”这个说法不足为信。传说胡景桂自杀的时候胡家的确是在办丧事，因为那时胡景桂在老家直隶永年县“丁忧”。

　　袁世凯对胡景桂这么厚道，那为什么后来胡家非要说胡景桂是袁世凯害死的呢？这就没办法了，谁让胡景桂的儿子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了呢（你这么吊，你爹知道吗）。胡景桂的孙子胡金铨又是电影界的名人，难怪假传诏书这种话随便拿过来就能用。世间有人以德报怨，也有人以怨报德，在尘封的往事里，又隐藏了多少人间的善恶。

关于胡海门还有张照片，那是年5月，国民党难得的一次行宪选举，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的合照。在那张照片里，胡海门左手何应钦，右手于右任，好不风光，但现在经考证，那个人不是胡海门，是周钟岳。

跟胡景桂类似，吴长庆跟袁世凯的关系也很好，但被吴长庆的孙女，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若男一评价，味道就变了。

　　变味的交情还有张佩纶。既然又重提张佩纶，我就把他的故事讲完，前面提了张佩纶向李鸿藻告了袁世凯的黑状，但这并不是张佩纶第一次向李鸿藻告状，同样被黑的名人还有张謇。虽然张謇与张佩纶先后推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和2.0版的《条陈朝鲜善后六策》，并且在后面的朝鲜事务中双栖双飞，兄弟双双把袁（世凯）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行是冤家，他们很快又进入到了相爱相杀的地步。

　　张佩纶再次向李鸿藻写密函，说在吴长庆死后，张謇和他弟弟张詧贪污了吴长庆的两银子，被黄仕林（在朝鲜时天天跟袁世凯作对的那个）查出。“欲加刑讯”，后面由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来调和，让张謇退回了部分银子才算了事。在密函中，张佩纶骂张謇为“时流”（世俗之人），并给张謇等南通人起了个外号：“南通三怪”。（相比袁世凯的“骄奢淫佚，阴贼险狠”，张謇你就知足吧）。

　　另一种说法是黄仕林有意陷害张謇的，把吴长庆给张謇的银子硬说成是公款。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样的呢？甲午战争中，在战事处于紧急时刻，黄仕林率先易服逃走。他逃走后，为掩人耳口，“尚请人代电报战状”。逃至中途，舟倾落水，险些淹死，被轮船救出。我想黄仕林的可信度不高。

　　这一步一步的看下来，当年吴长庆在朝鲜的庆军，表面上看是非常和谐，但内部居然斗得如此乌烟瘴气。

　　弹劾多了并不好。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伤人一语，利如刀割。至于张佩纶最失败的弹劾，就是弹劾翁同龢那次，他弹劾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曾列为京察（就是官员的期末考试）的一等，是翁同龢徇私。不过经吏部和刑部核查，翁曾桂曾参与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成绩突出，不存在徇私，才让翁同龢躲过一劫。马江海战后，翁同龢一报还一报，把张佩纶弹劾倒。

　　之后张佩纶再无大的建树，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谈判时也拉上了张佩纶，但此时张佩纶已再无做官之志，对任命坚辞不就，年，张佩纶病逝。在当年，张佩纶是与张之洞并列的饱学之士，说起这俩人的动手能力来也不相上下。当年也有这样的评论：“南皮（张之洞）虽与绳庵（张佩纶）、弢庵（陈宝琛）善,然南皮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陈专事抨击者不同。”（枢廷四谏官之三）张佩纶这一生，名气很大成就却很小，不得不说，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虽然张佩纶对袁世凯很看不上，基本都快接近“仇视”了，但这俩人的关系却一直没断。张佩纶虽然能劝的动自己的恩师李鸿藻对袁世凯改变看法，但却劝不动自己的堂侄张人骏。张人骏后面跟袁世凯即是结拜兄弟，又是儿女亲家。

张人骏后曾任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也是张佩纶最出名的亲戚。论官位，是比张佩纶大多了，论业绩，他也比张佩纶强。举一个能影响现在的业绩，他曾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东沙群岛，也曾到西沙群岛宣布主权，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为中国的神圣领土，现在的永兴岛是三沙市市政府所在地。并且论年纪，他比堂叔张佩纶大2岁，论成绩，他比张佩纶早中进士8年，除了辈分以外，张人骏都可以算张佩纶他哥。所以张佩纶就算劝张人骏，张人骏也不听。

虽然张人骏年纪大，资历老，但进步还是比较慢的。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时候他还是山东藩司，袁世凯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呢，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人骏比袁世凯大13岁还能跟袁世凯成结拜兄弟。结交了袁世凯之后，张人骏的仕途才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除了带动张佩纶堂侄张人骏的仕途外，年，张佩纶的好友、孙女张允淑（张人骏长女）的公公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者）率兵抵抗八国联军，兵败后全家自杀。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后，给王懿荣一家平反。此时慈禧正倚重袁世凯，基本只有要提议都通过，一个半月后，朝廷下旨表彰王懿荣，并给张佩纶的孙女张允淑立个御赐的贞节牌坊。

年，袁世凯还翻了翻旧账：年5月，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之妻，因为老公病死后两个孪生儿子又先后夭亡，于是称疾不食而死。袁世凯再次上书，请求再给其立个御赐的贞节牌坊。八国联军过后百废待兴，你袁世凯怎么净挑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朕呢，这次慢点，快一年才给立起来。这些张佩纶自己都干不了的事，袁世凯都帮他干了。后来，袁世凯还让张佩纶的亲侄子张志潭当上了自己的秘书，后期提拔为道员。

　　除此以外，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和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恒分别娶了陈启泰的女儿成了连襟，张佩纶的三子张志沂（张爱玲之父）和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又分别娶了孙宝琦的女儿，袁世凯第六女袁籙祯又嫁给了孙宝琦的儿子，也成了关系复杂的连襟。

　　袁世凯以德报怨，卖了张佩纶家族这么多好，按讲张家人应该感激袁世凯了吧，但后面情况又反转了。

年张佩纶的好友陈宝琛赴东北看望溥仪时，将当年张佩纶骂袁世凯的黑材料都给溥仪看，溥仪给了个评语：“洞烛机先”。看来骂人多还是有好处的，指不定哪次就骂对人了，批评时政的人总在下一个朝代中吃香。

辛亥革命后，张人骏从南京逃走，从此之后再也没做过官，并且也跟袁世凯断交了。原因倒也很简单，张家人忠于清朝，从不做民国的官。这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只要是以清朝遗老遗少自居的，跟袁世凯的关系都好不了。

在袁世凯的前半生，有三大黑材料，一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写的《袁世凯》，二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于年编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三是王伯恭编的《蜷庐随笔》。这三份材料基本上都发挥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作风，为了黑而黑，造了好多谣，把袁世凯从朝鲜一路黑到底。

　　再说王伯恭，他于年壬午兵变后和马相伯一起到的朝鲜，负责指导朝鲜的外交通商事物。下面问题就来了，当时年仅21岁的王伯恭懂外交和通商吗？王伯恭是书法家，后面也没听说他表现出外交和通商的才能来。反正当时朝鲜的外交和通商都是在五品同知袁世凯的指导下进行的，连正牌的大使陈树棠和教育学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都插不上话（所以袁世凯经常直接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后面张謇写信骂袁世凯越级汇报也源于此）。首先，袁世凯就抢了王伯恭等人的客户。

　　有个说法是王伯恭的老乡吴仲清受袁世凯的邀请来到朝鲜打工，但是他认为朝鲜给的月薪三十金少了点，想请王伯恭帮他把工资涨到四十金。很有意思的是，负责指导朝鲜的外交通商事物的王伯恭居然跟朝鲜开不了这个口，只好让五品同知袁世凯去说，结果袁世凯也没给他办这事。按说吴仲清本来就奔着月薪三十来的吧，经过这一番折腾，吴仲清文人清高的脾气也上来了，不愿意再为了月薪三十打工了。结果吴仲清在回国的路上遇上海难，王伯恭就把这笔账记在袁世凯身上了。

　　工作跟生活都不顺，从此之后，王伯恭专注黑袁二十年，在朝鲜时，他评价袁世凯：“袁世凯不学，其人则诡计多端。在朝鲜时，同行者皆惧与共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评价袁世凯：“知满洲权要毫无识见，犹藉神权以动观听，敌对外人，迎合意旨。”

　　从朝鲜回国后，王伯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终于成为了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但好景不长，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罢黜回家，失去了老领导的庇护，王伯恭仕途进步的非常缓慢。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他成功的从中央混到了地方，仅是两浙盐运事务的基层小吏，在基层岗位上继续发挥他的书法特长。

　　到了民国，被王伯恭骂了几十年的袁世凯已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按讲王伯恭更是出不了头了，但在王伯恭一次出差进京的时候，袁世凯特地接见了他，并向身边高官介绍说：“王伯恭原名王仪郑，安徽盱眙人，才华横溢”。并当场任命王伯恭为陆军部秘书。对于众人的质疑，袁世凯表示：“此君性不治家人生产，厚糈徒滋浪费，但谋稻粱，陴获温饱足矣。”袁世凯不计前嫌，也令王伯恭大为感动。

　　从胡景桂，张佩纶，再到王伯恭，袁世凯面对自己前半生的这些仇敌，无不以德报怨，以德服人。虽然有的人怎么都不服，但袁世凯也的确做到了问心无愧。小胜凭智，大胜凭德；人格越高，姿态越低；你承受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能成就多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