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忠贤不死,大明不亡魏忠贤跟他的阉党

大明天启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年12月11日），直隶河间府阜城县，一个老者蜷缩在冰冷的床上，静静听着隔壁传来的歌谣——《桂枝儿》。月光从窗棂间流淌进来，呼啸的北风在这座小县城里肆虐呜嚎，早已是深夜，辗转反侧的老者长吁短叹，难以入眠，最终长叹一声，在悲凉的歌谣中，起身上吊自杀，结束了一代权奸的人生，他叫魏忠贤。大明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九日（年4月25日），北京紫禁城后山，一个中年人向着皇城外望去，满目战火，杀喊声不绝于耳。曾经走到哪儿都群臣簇拥的中年人，终于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逼死了妃嫔和女儿，送走了皇子，最后一声长叹，在贴身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于歪脖子树上吊自杀，结束了一代帝王的人生，他叫朱由检。回顾崇祯一生，最值得浓墨重彩一提的，莫过于他登基之初就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解决了魏忠贤和他的阉党，一度让大明官场焕然一新。但距离魏忠贤的死不到20年，大明这座经历了年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大船，终于还是随着崇祯殉国而轰然沉没。崇祯临死前的遗书上说：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诸臣误我”这四个字，在崇祯最后几天生命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自从他铲除阉党后，东林党一家独大，彻底把持朝政，但这些清流文士们却成了崇祯死前最痛恨的人。不知不觉间，有人开始为十多年前被挫骨扬灰的魏忠贤叫屈，另一个同样是大太监（不过是个好太监）的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而早在崇祯继位前，他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临终托孤时也嘱咐道：“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而也正是这两句话，让不少人开始为九千岁魏忠贤翻案，纷纷说：倘若崇祯真的重用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势力，明朝也不会灭亡得这么快。那么，魏忠贤若在，明朝真的不会亡吗？当然不是，为了反驳这一论断，我们需要先回到不少人吹嘘的魏忠贤所谓的两大功绩上去，并一一予以反驳。谣言一：魏忠贤有识人之明，辽东名将辈出，后金难有作为。很多人为魏忠贤叫屈时，都会提及魏忠贤实际主政的大明天启年间，辽东局势基本稳定，彼时的辽东人才济济，这都得益于魏忠贤的识人之明，敢于大胆起用并非阉党的名将，比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更为了大局着想，大胆起用东林党人，如兵部尚书赵南星等人。而也正是在魏忠贤的一手庇护下，天启年间的辽东战事一直都是明朝占上风，特别是天启六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一炮轰死了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取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胜。而这样的胜利在崇祯年间是没有的，崇祯朝的辽东将领多半都来自于魏忠贤的提拔，而随着魏忠贤死，到了崇祯末年，辽东能打仗的名将们也基本或战死或被杀。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名将熊廷弼的起复与魏忠贤无关，而熊廷弼的死却跟魏忠贤的阉党脱不了干系。天启元年，朝廷之所以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原因，是因为辽东战事吃紧，除了熊廷弼可以担当重任之外，无一人可以应敌。更重要的是，熊廷弼的起复，是得到了阁臣刘一燝和御史江秉谦的力保，而这两个人都不是阉党。（前者因阉党迫害而辞职，后者因阉党迫害而忧愤而死。）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而天启二年，熊廷弼因广宁惨败被革职入狱，最终落得当街斩首，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魏忠贤和他的阉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熊廷弼被下狱后，为了拖延时间曾许诺由中间人汪文言给魏忠贤行贿四万金，但魏忠贤最终未能拿到熊廷弼答应的行贿款，因此下令手下爪牙捏造熊廷弼罪证，最终使得一代名将死于非命。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侍讲筵，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至于孙承宗，赵南星等人的起复更与魏忠贤无关，孙承宗是明熹宗的老师，地位之高即便是如日中天的魏忠贤也无法撼动分毫，而赵南星作为东林党核心分子，最终被阉党网罗罪证，发配远疆。所以说魏忠贤有识人之明，这一点是说不通的，魏忠贤选材的唯一标准，只有对方是否是自己人，是否给自己带来好处，仅此而已。至于和崇祯年间相比，天启年间的边境和国内局势也并不太平，辽河失守，广宁惨败，山东白莲教起义等等，这些都没有因为魏忠贤和他的阉党而有所改观。谣言二：魏忠贤能筹措军饷，国家从无财政困扰。很多人为魏忠贤洗白的第二个依据，是说魏忠贤及阉党掌权期间，国家财政运转无虞，出生贫苦农民的魏忠贤从不向农民加征赋税，而以强权向工商阶层开刀，也正是因此明朝解决了头疼许久的军饷问题，士兵哗变消失，边防战备也随之升级。而作为江南工商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东林党在阉党被清洗，重新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工商业税赋，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民阶层的剥削，这才导致崇祯年间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于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根据。首先是税收问题。天启七年七月初七，太仆寺卿洪瞻祖上奏哭穷，奏折的内容很长，总的来说就是到处缺钱，欠饷问题哪儿都有，全国各地都没钱。臣本寺外欠数多，兼以支费扣留，出浮于入。况关、宁犹有召募之银三万，尚待找足。督臣复有犒赏之费五万，立待凑行，若不设法催解，其何以支。今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所欠不少，伏乞明旨，照地方远近，勒限起解。其南直隶九府四州欠五十万六千有奇，须该部差风力司官分江南北，照金花事例，喫紧守催，以便接济，允行。至于阉党专门拿江南工商阶层开刀，加征工商业税（即正史中所说的榷税）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想要恢复万历中期废止的榷税，补贴国库，当时得到了明熹宗的认可，但这一政策只持续到第二年的闰六月便被明旨废除。天启六年闰六月，明熹宗在答复南京御史罗万爵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停税奉有谕旨，速宜颁示通衢，使商人望关津为乐境。至带徵钱粮，朕念民力有限，天启元年以前尽行蠲免，已徵在官者即著扣筭还民，侵在书吏者不得复洒花户，元年以后照尝徵解，宽其旧徵，以急其新。所以，从史料和相关官员的奏折中来看，魏忠贤实际统治下的明朝早已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全国各地又有欠饷问题，而阉党也没办法开源节流。只不过崇祯很不幸，前朝遗留下来的财政危机在他当政期间尽数爆发出来，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和疫情，最终导致大明朝在崇祯的手中走向灭亡，这并非魏忠贤所能挽回的。如今不少人之所以为魏忠贤洗白，是因为崇祯年间一家独大，把持朝政的东林群臣们，在失去了阉党压制后，也走上了阉党铲除异己，沽名钓誉，唯利是图的老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崇祯末年边防吃紧，但军饷一直筹措不到位，崇祯便下令群臣募捐，内阁首辅魏藻德和陈演都推说没钱，最后魏藻德仅仅捐出白银两，陈演自始至终一个字儿都没给。但讽刺的是，等到崇祯殉国，李自成入城的时候，严刑拷打魏藻德和陈演二人，前者在拷问之下拿出了万金，后者也给了四万金。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其日献银四万，贼喜，不加刑。四月八日，已得释。十二日，自成将东御三桂，虑诸大臣为后患，尽杀之。演亦遇害。——《明史·卷二百五十三》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之下，让不少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定在了东林党身上，但主流历史学家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都有一个比较趋同的观点：大明亡于党争。请注意：大明亡于党争，而非亡于东林党。在东林党和阉党这么多年的缠斗中，已经形同暮年老者的大明朝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丝生机。当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后金，起此彼伏的民变，寅吃卯粮的赤字，和频繁出现的天灾，所有前朝留存下来的隐患都在崇祯即位后爆发出来，最终导致明朝在“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手中灭亡了。这决然不是一个魏忠贤所能左右的，大明的生死存亡，也决计不可能系在一个无所不用其极，全无仁义的宦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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