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题光时亨素堂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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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素堂遗集》是明末名臣光时亨的诗文集，线装五册，民国十一年秋毛笔红格写本。书藏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属天下孤本。《素堂遗集》卷一首页页面光时亨是安徽桐城人，初字羽圣，后别号含万，崇祯七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光时亨以考选赐对，受到皇帝赏识，被授予刑科给事中一职，直至明亡。光氏为官刚正不阿，恪尽职守，可谓一心为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得罪很多人。在被他纠弹的官员当中，有两位很关键的人物，一个是阮大铖，另一个是马士英。崇祯十七年二月，面对大顺军进逼京师的危急形势，朝中大臣，多主张迁都南京；至少请太子监国于南都，以防万一。崇祯皇帝明明知道这是眼前唯一的出路，可却碍于硬撑着装出来的“定力”，不便说跑路就跑路，还得在臣子面前做足临危不惧的样子。史称崇祯“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三），可就在这个当口儿，光时亨傻乎乎地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力阻南迁。结果，大明亡了，末代皇帝朱由检北出皇宫，坚定勇敢地走向煤山，在那棵歪脖儿树上自裁而亡。活着，虽然祸害天下苍生，还弄亡了朱氏国家社稷，可到了儿，这死法，毕竟没给列祖列宗太丢脸，也给亡国之君做了个正宗的标本。在告别这片大好江山之前不久，崇祯皇帝讲出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那两句万古名言。他讲出这奇葩金句的场景，是光时亨刚刚再一次严厉批驳了抚军江南的动议，这自然也就断绝了崇祯帝最后的念想，因而光氏其人，自然就是皇帝心目中那个头号的“亡国之臣”了。站在朱由检的立场上，你要说大明政权就亡在这位光时亨先生的手里，恐怕也不为过。光时亨正义而又正当的追求当然十分真诚，明亡后计六奇撰《明季北略》，谓时亨“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二〇“附记南迁得失”条），所说未免诛心过甚。可正义的主张好讲，正义的行为有时还要经受生死的考验。在这生死考验面前，过得去还是过不去，若非事到临头，有时还真不好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当时，正在以科道官身份巡视平则门（今阜成门）守御的光时亨，面对真刀真枪的威胁，立马脚就软了，当即下跪求饶。李自成让他以原官服务于大顺，还亲自召见，俨乎其俨地鼓励了他一番。不过贪生怕死是一回事儿，给陕北驿卒李自成做“贼官”是另一回事儿，俗话管这就叫“认贼作父”；特别是老婆孩子还都在桐城老家，若是受到此等坏名声的影响，后果显然是很严重的。于是，光时亨经过一番周折，伺机出逃，乘船经京杭大运河南行。就在他南逃的途中，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正式挂牌开张了。尽管弘光帝在“就职演说”中讲，对那些一时胆小软弱，陷贼做官的明朝旧臣，只要能够“反邪归正”，就会宽大为怀，给你个前程。不过稍习中国古代君主政治操作手法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般的政策，是为笼络人才和人心所抛出的诱饵，若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项政策怎么施行，就得看你的造化和缘分了。光时亨对弘光帝这种套话信以为真，可又没那么好的运气。船至宿迁，他就被马士英、阮大铖派来的人逮捕了。然后，是押赴南京刑部受审；再往后，就以“从贼”的罪名被处决了。尽管光时亨的朋友和同乡，以不同的形式为他辩白，如清初大名人戴名世就写有专文，但比较专门、也比较正式一些的史籍，譬如谈迁的《国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都还是把光时亨记作叛明“降贼”的代表人物。朱由检作死之后，天下局势相当混乱。当时南北阻隔，北京城里传到江南的讯息，真假搀混，还间杂有一些人为制造的谣言，某些人的生死贞污，往往也难分辨。而南明弘光小朝廷立足未稳，系由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奸人当政，朝中党派争斗则依旧激烈进行。光时亨是东林党的干将，马士英、阮大铖辈则专与东林清流人士作对，况且光氏还是马、阮两人直接的“仇家”，因而这位光先生是不是被诬陷害，就是很多关心这一段史事的人自然会想到的问题。这部《素堂遗集》，最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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